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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文章】段维|嵌入与浑融:漫议旧体诗使用新词语之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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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

段维:字不言,自号抱玉散人。1964年生,湖北英山人,法学博士。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兼任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楹联学会副会长、《九州诗词》杂志主编。

内容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在旧体诗创作中如何使用当下新词语的问题。新词语进入旧体诗中,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是当代旧体诗焕发蓬勃生机的内在能量所在。但如何让新词语真正浑融于旧体诗,则是很少有人去系统探索的问题。本文从现实创作实例出发,参照相关语言学、修辞学、音韵学理论,试图提供几种具有操作性的参考方案。

 关键词:旧体诗  新词语  浑融  方法    《光明日报》近期刊登了刘炜评教授关于《旧体诗的现代性问题》的文章,读后深有感触。该文基本上说清楚了旧体诗使用新词语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炜评教授认为:“现代性是在与古代性的比照中呈现自身质性的,其要义在于物质和精神的持续融旧出新,即对于时代生活动态,尤其精神文化动态的热诚反映与介入。这样的现代性,并非今世才有而是自古有之。”变风变雅、屈宋楚骚、“建安风骨”、陶谢田园山水诗、“四杰新体”、“盛唐气象”、“南渡词”等的与时而出,皆为明证。”的确,近现当代诗家黄遵宪、于右任、吴芳吉、郁达夫、聂绀弩、夏承焘、唐玉虬、钱仲联、赵朴初、启功等人的诸多名篇更能启示今人:拥抱火热现实生活并与时代精神声应气求,旧体诗不仅可以做到,还可以做得气韵饱满。当然,旧体诗使用新词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是一种理论界定,而如何在一首诗中具体运用,则是一个更具体、更棘手的问题。

 2017年10月下旬,在一次活动中我与著名诗人魏新河先生再次相遇。新河兄知道我在旧体诗创作中不怎么回避新词语,就问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平时只是运用,并没有专门从理性的角度去整体思考,所以回答只是停留于感性层面和某个“点”上。这次读了刘炜评教授关于《旧体诗的现代性问题》后,催发了我写点文字来探讨一下旧体诗到底应该怎样使用新词语的想法。

 

 一、显性嵌入:目前旧体诗运用新词语的现状

嵌入的主要含义是指牢固地或深深地固定或树立、紧紧地埋入、镶入。不管选取何意,留下的“痕迹”是明显的。这也是目前旧体诗使用新词语的比较普遍的现象。举相关实例很容易得罪人,所以我选择举自己的一首诗和已经作古的启功先生的一首诗来简要说明。

青年诗人辜学超在《九州诗词》发表《段维时政七律小议》一文,其中专门分析了拙诗中“现代词汇的运用”。在给出了诸多肯定之后,他也指出:“不过,在现代词汇的遴选方面,还需注意一些基本的原则,这里提出来与段维先生商榷。首先是新词本身应该具有一定的韵味,具有多元化审美阐释的可能性。如其《对某市水利局长于问政现场喝下村民带来的污染水之漫想》一诗中有‘敬佛香缘鸡的屁,等闲民以食为天。’其中‘鸡的屁’为‘GDP’的音译,虽然此处‘鸡的屁’与下句‘食为天’对仗颇具匠心,但是词语颇俗,或许会有损于整首诗的诗意。”为了让大家理解诗的全貌,我这里不避丑陋将这首诗完整地贴出来: 

对某市水利局长于问政现场喝下村民带来的污染水之漫想

问政风来热眼观,时掀一角小冰山。

污侵地肺溪通敌,病入膏肓钱犯难。

敬佛香缘鸡的屁,等闲民以食为天。

临危急智真威武,一饮长教豹胆寒。 

学超兄提到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应该怎样避免等问题,先按下不表,留在后面分析。

再看启功先生的一首绝句:

飞行旅途口占

华岳齐天跻者稀,如今俯瞰有飞机。

一拳不过儿孙样,万仞高岗也振衣。     

魏新河先生经常提到这首绝句,认为,这首整体上很雅致的一首诗,因为硬生生地嵌入“飞机”一词,破坏了美好的意境。

至于一些初学者在这方面的毛病更可谓不胜枚举,因之也就干脆不举了,正可以节约好些文字。

 二、语境浑融:当代旧体诗运用新词语的愿景

浑融,指的是浑合、融合,亦即融会不显露。宋代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卷六云:“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 明代胡应麟的《诗薮·古体上》曰:“取乐府之格于两汉,取乐府之材于三曹,以三曹语入两汉调,而浑融无迹,会于《骚》、《雅》。”这自然是很高的要求,所以我们也就暂且将其当做一种理想目标。
探索新词语入旧体诗,黄遵宪算是实践得最早的。从《由轮舟抵天津作》首次提及“轮船”之后,在《海行杂感》《今别离》等众多诗篇中,“火车”“飞艇”“电报”“照相”等亘古未见的事物纷然杂入。此外另有“地球”,“南北极”(现代意义上的)、“亚细亚”、“印度海”等现代地理学概念,以及“总统”、“共和”等现代政治学概念作为前人不曾使用过的意象,屡不鲜见。他的探索后来的研究者评价为未能取得预期效果或直接称为不成功。到底为什么不成功,则未见从学理上深究。本文的立足点亦不在此,但仍会在后文的相关分析中,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不知可否窥见那么一点豹斑
当代诗家聂绀弩则是公认的在新词语入旧体诗方面取得较大成就者。下面我们来看他的一首诗:

丁聪画老头上工图

驼背猫腰短短衣,鬓边毛发雪争飞。

身长丈二吉诃德,骨瘦瘪三南郭綦。

小伙轩然齐跃进,老夫耄矣啥能为。

美其名曰上工去,恰被丁聪画眼窥。     

诗中的丈二”“瘪三”“跃进”均为新词语,而吉诃德南郭綦则分别是堂吉诃德“南郭子綦”的简称,前者还来自外文的音译。由于这些新词语(包括压缩简称)的使用采用了一定的技法,故读来并不是那么不可接受。内在原因后面会专门分析。

著名诗人高昌也经常将新词语注入旧体诗: 

开滦矿山纪念馆见旧社会历年矿难数字表

当年故事至今寒,热泪潸然带恨弹。

命化乌煤悲作火,情融碧血怒成湍。

小诗空叹归闲话,大款遥闻已素餐。

敢问紫衣朱绂者,何时井下送平安?     

“乌煤”“大款”显然都是新词语,但用在诗中并不感觉到很兀立,其原因亦将于后分析。

    三、文言范式:当代旧体诗运用新词语的几种方法    

我一直主张,旧体诗的写作必须符合文言范式。文言范式并不是说一字一句都必须用古奥的文言文,而是指按文言文的遣词造句规则来整合语素。一些新词语完全可以整合进旧体诗之中,关键看能否化用得浑融无迹。下面就探讨一下几种主要的方法。

1.换字与代字   

换字、代字的代指之法并不新鲜。刘永济先生认为,词为了增加语词的色泽,还运用两种方法:即换字法与代字法。换字法本骈文家常用,主要是避免重复或因声律有碍,不得不换用同义异音的字。惟词家更有增加色泽的意思。因此之故,换字是以新鲜之字换去陈旧的字,以美丽之字换去平常的字。”例如:以“霜丝”换“白发”,以“秋镜”换“秋水”,以“商素”换“秋天”,以“金缕”换“柳丝”,以“银浦”换“天河”……

代字情形更复杂,大致有如下数端:    其一,以形容词代名词,如以“檀栾”“代修竹”,以“金碧”代“楼台”……    其二,以美丽名词代普通名词,如以“珠斗”代“北斗”,以“翠幄”代“密叶”,以“玉龙”代“玉笛”……    其三,以名词代形容词,如以“鞠尘”代“柳色”或“水色”,以“葡萄”代春水色,以“桂华”代“月色”……    其四,以古代今,包括以古人代今人和以古地代今地。前者如以“蛮素”代“侍妾”,以“潘郎、檀郎”代美少年,以“沈郎”代清瘦之人。后者如以“西陵”代妓女游乐之地,以“桃溪”代指辞别旧欢,以“西州”代指痛别老友之地。

关于词用代字,王国维有不同看法。王氏认为:“词忌用替代字。……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

陈永正和王国维两位先生都主要是针对词发表的有关换字”与“代字”的见解,但对诗亦有借鉴作用。个人觉得,换字也好,代字也罢,都算是“以旧易旧”,没有充分顾及到时代性。
    上述换字、代字与我们这里所要讲的含义并不完全一致,但概念仍可以借用。我们强调的是用比较传统的、文雅的词汇替代当下的、比较生新的词汇。实例来讲,“飞机”一词如何换字或代字呢?    

先看魏新河先生的一首诗:

关中飞行

银槎直放刺云空,眼底群山尽赴东。

一线黄河开禹域,四围白日走天风。

情移十丈红尘外,身在五陵佳气中。

为是三唐形胜地,云端得句自然工。     

魏诗用“银槎”代指“飞机”,既不失本意,而且词语本身还比较美丽。    

我在诗中,也不止一次地有过用代字借指“飞机”的探索。兹举一首近作: 

武汉天河机场送女儿赴新西兰留学口号

铁翼频皴万里蓝,画图难足思芊绵。

球分南北多情地,日共东西不夜天。

此后开机皆喋聒,而今折桂独登攀。

愿除分数如魔咒,一脸阳光成绩单。     

诗中用“铁翼”代指“飞机”。如果参考一下新河兄的代字特点,这里用“银翼”是否会更美一些呢?

至于具体怎样拟定“代字”,魏新河先生的建议不妨参考。他认为,带有传统诗意的字眼,给我们以加工利用的空间,如飞鹰的鹰,让我们联想到雄鹰、苍鹰、鹰隼、张季鹰,联想到《诗经·大明》的“时维鹰扬“,王昌龄的“角鹰初下秋草稀”,老杜的“苍鹰画作殊”,辛稼轩的“季鹰归未”。如青霉素的青、素,让我们联想到李义山“青女素娥俱耐冷”,联想到青山、青云、青眼、青青河畔草、素面、绢素、绘事后素、素以为绚兮、新裂齐纨素。如葡萄糖杆菌的葡萄,让我们联想到“葡萄美酒夜光杯、空见葡萄入汉家”,甚至这个“菌”字也可以让我们想到东坡《次韵子由送千之侄》诗中的“年来老干都生菌,下有孙枝欲出林”的句子。

2.运用对仗格式     

对仗又称队仗、排偶。它是把同类或对立概念的词语放在相对应的位置上使之出现相互映衬的状态,使语句更具韵味,从而增加词语的表现力。对仗有如公府仪仗,两两相对。对仗与汉魏时代的骈偶文句密切相关,可以说是由骈偶发展而成的,对仗本身应该也是一种骈偶。大家知道,对仗是律诗的核心部分,有一种类似顶梁柱的作用。对仗的各种要求本身就是一种文言范式。新词语运用到对仗之中,很自然地就置身于文言范式之内了。上文讲到的聂绀弩的《丁聪画老头上工图》和高昌的《开滦矿山纪念馆见旧社会历年矿难数字表》两首诗中的新词语的使用都被纳入了对仗格式之中。这也是我们读起来丝毫不感到气韵阻滞的原因所在。我们再看一例:

老兵复员

刘庆霖

界岭三年一老兵,戎装未脱泪先倾。

抚摸帽上国旗色,折叠胸中边塞情。

足迹移交新战友,背包捆起旧歌声。

临行欲卸机车笛,怕向苍烟落照鸣。     

刘庆霖是用新诗语言经营旧诗的代表人物。这首诗中的“抚摸帽上国旗色,折叠胸中边塞情”和“足迹移交新战友,背包捆起旧歌声”这样的句子不仅采用了新诗的语言风格,而且出之于对仗格式,读起来除了与旧体诗整体意蕴有别以外,新词语本身还是显得比较“平和”的。

3.以文言虚词粘合新词语    

旧体诗中运用新词语,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像“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那样作“列锦”处理,而是运用虚词对新词语进行“粘合”为宜。新词语在文言虚词的粘合下,能到到某种程度上的新旧平衡。

举自无以为名的一首七律为例吧: 

邂逅红颜上酒楼,小资情调一匙愁。

心如桌布衣掀角,口似餐刀话截头。

花拒国营宁受雨,梦逃城管不禁秋。

霓虹架亮灯桥处,可有豪车载远游。     

诗中的“桌布”“餐刀“国营“城管”等都是典型的新词语,而用“如”、“似”、“宁”“不”等文言虚词,在诗中起到了对新词语的粘合作用。

 以上讲到的运用对仗格式与新词语运用文言虚词粘合之法,亦可以糅合使用。还是举自己的诗例方便:

四十八岁生日感怀

天命应知细检无,时浇块垒放粗疏。

二三黑客抓狂也,四五红颜感旧乎?

日月尽销青玉案,浮沉漫注紫砂壶。

汀洲偶拾疮痍铁,都道秦皇汉武车。     

诗中的“黑客”“抓狂”是更新一点的网络词语,将其放入对仗格式,同时辅以“也”“乎”这些文言虚词,使网络新词显得并不是那么突兀。正是因为考虑到对仗因素,我的新词语主要运用在律诗中,尤其是七律中。因为五律联句字数少,难以腾挪与平衡,所以用起来要更困难一些。

4.新旧词语的合理配伍    

配伍,原指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配合起来同时使用。药物配伍之后可以加强药理作用、减弱毒性或刺激性,防止副作用、矫正恶味。这里借用来指传统词语与新生词语搭配使用,使新生词语显得不那么突兀、扎眼。

辜学超在《段维时政七律小议》文中讲到,关于时语入诗,魏新河先生曾说,现代词汇入诗要慎重。一句之中如有现代词汇,必须辅以诗词色彩较浓的词汇进行调剂,否则就容易白过头。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诗句中的“配伍”比例如何掌握呢?是新旧对等,还是旧多新少抑或相反?

如果我们把当下旧体诗划分为“雅言诗”和“白话诗”,将具体词语划分为“旧词”和“新词”的话,那么,前述例子基本上属于雅言诗范畴,其词语显然也是旧词的比重远大于新词。那么这种现象在“白话诗”中也同样成立吗?

我们先看一些成例。网络诗人李子其实是以“白话词”来竖起“李子体”大旗的,但本文写作时听取了莫真宝先生“可专心论诗”的建议(词应另文分析),所以他最有代表性的词就只好暂时放弃而另选他为数不多的诗来分析了: 

故人之京纪饮

帝京灯火夜缤纷,我自楚湘君自秦。

曾戏掌纹论命运,终知足迹是生存。

中年亦有将军肚,盛世俱非下岗人。

语到深心已深醉,一杯浊酒泼红尘。 

诗中的“掌纹”“将军”“下岗人”都是新词语,在诗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传统的词语仍然占据优势比例。反过来也说明,李子的“白话”在诗中表现得并不充分。

那我们再看比李子的白话诗更“白”一些的伍锡学的一首诗:

南风过池塘,清水荡晴波。

我同新队长,车水灌新禾。

去年遭虫害,口粮四百多。

今岁苗架好,风里舞婆娑。

农民无别愿,餐餐饭满锅。

为了盘中餐,两脚快如梭。     

这首古风中新词语比比皆是,无需列举。那么是否可以说,白话诗的底色本身就是以新词为基调的,那么更的新词语自然会占有绝对优势呢?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你的白话要“白”得彻底才行。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前述2、34几种方法,其实都是在消解新词语在“雅言诗”中造成的不谐和因素,或许完全可以抑或本来就该综合起来运用。依个人的体验,诗成之后,还应多吟诵几遍,以求气韵流畅、音律和谐。

5.新词语的非重心站位    如今流行讲政治“站位”,我这里也借来用一用,以表明其重要性。新词语站在诗句的哪个位置上是颇有讲究的。站对了位置,可以消解其“锐气”,相反,站错了位置就会使其更加嶙峋。为了把问题讲得更清楚明白一点,我们先说一下诗中撞韵问题及其化解办法(挤韵、连韵问题的破解方法基本类似,故从略),从中可以得到某些启迪。

撞韵,指的是不用韵的句子最后一个字(为了与“韵脚”相对应,我们叫它“白脚”,比如七绝的第三句)也用了与韵脚同韵母的仄声字或称同一韵部的仄声字。从一般角度上来讲,如果发生了“撞韵”,整首诗中韵脚字韵因为与白脚字韵相撞而缺少了变化,读来也显得粘滞、涩口。如一位网友写的一首绝句:

 题三门峡水电站

寂寂苍生含泪怨,巍巍大禹几曾怜。

何如炸却焚香案,治我黄河万里澜。

 从结构安排、遣词造句上来说,还是比较好的,立意也有一定高度。但第一句的“怨”和第三句的“案”与韵脚字“怜、澜”的韵母相同或称韵部相同,出现了严重的撞韵现象,读起来像顺口溜,破坏了整体美感。我们试着来解剖一下成因:

诗中押韵的句子我们叫它“韵句”。对于韵句而言,如果整句诗的句读重心落在了最后一个字上,也即落在了韵脚字上,这样的韵我们称之为“死韵”。反过来,如果整句诗的句读重心落在韵字之前的别的字上,这样的韵我们称之为“活韵”。

一般来说,韵脚为“死韵”时,撞韵(包括挤韵、连韵)就会对诗的韵律产生伤害,形成“硬伤”;而韵脚为“活韵”时,撞韵(包括挤韵、连韵)就不会对诗的韵律产生太大的伤害,甚至可能完全有伤无害。例如:

初春小雨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在这首诗中,“处”字撞韵了,可是我们却感觉不到撞韵的伤痕所在,仍然觉得全诗流畅上口。关键就在第二句的 “近却无”的句读重心落在了第五个字“近”字上,而结句的重心又落在“满”字上,这样这两句诗的韵就成了“活韵”。全诗就成功地避免了撞韵所造成的伤害。

还有一种破解之法,即在韵脚处尽量选用开口音的韵字,少用收口音的韵字。例如,“晚烟残”读起来感觉拗口,虽然“烟”、“残”这两个字不属同一个韵部,只是邻韵字,却也类似于“挤韵”造成的伤害。但“晚烟寒”却比较爽口,而“寒”与“残”还属于同一韵部。同样的韵字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音韵效果呢?这里的关键是:“残”表示出一个过程,但它自身又是一个收口音字,以致句意在脑海中还没有充分展开时,发音就结束了。于是“挤韵”对句读的伤害就凸现出来了。而“寒”只是一种感觉,又是开口音字,脑海中的意和音是同步展开的,所以“挤韵”的伤害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以收口音字为韵脚时容易成为“死韵”,而以开口音字为韵脚时容易做成“活韵”,这会给全诗的后续发展会带来截然不同的音韵变化。例如:

泊船瓜洲

王安石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诗中的转句末尾的“岸”字,本是严重的撞韵,可是我们却感觉不到撞韵带来的别扭,仍然觉得全诗朗朗上口。一是因为最后的“岸”是个开口音字,二是诗人不但将上句韵脚的“山”字做成了活韵,还在紧接着的第四句用“照我还”,把结句的句读重心从韵脚的“还”字上转移到“照”字上了,韵脚也变成了“活韵”。还由于转句中的“绿”字很抢眼、很入耳,在句中分量很重,是句读的重心,且是重中之重,它也就有效地冲淡了“岸”字的声韵效果,从而进一步消弭了撞韵的伤害。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化解撞韵问题,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活韵”、什么是“死韵”。如果你的作品多一些“活韵”句,即便有一些伤,也可能是伤而无害,不会构成诗词的“硬伤”。但如果你的作品中都是“死韵”句,很容易造成诗词的“硬伤”,且伤之必害。

再由此反观旧体诗中使用新词语的突兀问题。我们回看启功先生的那首《飞行旅途口占》绝句中,“飞机”一词正好形成了“死韵”。一是“飞机”不仅成为句读的重心,还是韵脚,并且“机”字还是收口音。这几种因素累加,使“飞机”一词的确显得突兀了些。

而我那首《对某市水利局长于问政现场喝下村民带来的污染水之漫想》中的“鸡的屁”虽然不是韵脚,但“白脚”也仅次于韵脚,自然也是句读的重心,也许因之让读者感到特别地彰显了这个“俗词”吧。

至于是否可以参照撞韵(包括挤韵和连韵)的化解之法对上面两首诗进行“手术”,有心的诗友不妨一试,就当游戏耳。
概而言之,我们写旧体诗欲用新词语时,可以参考化解撞韵(包括挤韵、连韵)的办法,也许未必能完全解决上述问题,但至少会使问题显得不那么“扎眼”。这方面的实验可以例举新锐诗人独孤食肉兽。“兽体”主要指他的城市诗词尤其是城市词的探索。与李子同样的原因,他那最有代表性的词作也只好暂时割舍了。这里仅举独孤食肉兽的一首绝句为例:

童年星河

凌虚结网夜如何,收我童年梦最多。

万顷湖光舟一苇,独挥手电扫星河。

结句中的“手电”显然是新词语,但由于诗人把“星河”做成了“活韵”,整句的重心不在“手电”一词上,而是在“扫”字上面,故读来感觉毫不滞涩。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周子君先生曾撰文指出:“诗人在运用意象时,已不把取舍的标准单纯绑定于意象本身所能带来的耳目与情意的审美感受,而是尽可能地使用新意象以避旧习。”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窥探出,黄遵宪的“诗界革命”目的不在于探索新词语与旧体诗的“浑融”,而是比较单纯以致有些极端地“尽可能地使用新意象以避旧习”,有“为新而新”的嫌疑。当然,如果拿政治变革的标准来衡量,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周子君认为,黄遵宪有着强烈的“现代性的政治思考”和凸显的“民族主义国家观念”。但放在文学诗体诗风的变革维度上来考量,这样的观念与实践就难免有些矫枉过正了。这是否可以作为他的“诗界革命”不成功的原因来看待呢?笔者没有仔细深入地研究过这个问题,故不敢妄下断语。还是留待有心人去专论为好。

以上所谈,漫无边际,只是个人的一些思考,不一定妥当;列举之法不可能穷尽所有,也未必是最好的门径。这里真的就当抛块砖,衷心地期待玉随其后,琳琅满目!     附记:行文结束之际,突然发现本文结构不怎么对称:前两部分文字大大少于第三部分。但转念一想,第三部分正好是文章的重心所在,况且古人只有“头重脚轻”之讥,似未见“头轻脚重”之说,也就懒得去管它了。更何况为了所谓的结构平衡而将前两部分“注水”似乎得不偿失。故尔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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