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文学史全景叙述的中华诗词
李林荣
进入文学新时代以来，遵循着古典诗词体例或格律进行的写作，以及相关的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形成高强度的社会文化热点。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优秀传统文化的蓬勃复兴，同时也为中华诗词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整体叙述提供了必要的契机。在推动和落实诗词入史的进程中，需从新时代文化发展和学术体系建设的新趋势、新要求出发，对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编撰习惯进行观念视野、篇章架构以及叙事方式的全面更新和深入拓展。
一、“诗词入史”的两种方式和两种意义
对于“诗词入史”，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认识是：纳入具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或著作的叙述视野和叙述框架，并不等于得到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化认定。前者是为后者归集文本材料、梳理文学活动的现场信息，是准备形成长时距认知和历史性判断的对象；后者以整合、融通前者为基础，但它的取舍判断是以不断推移、不断延展、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背景和文学观念尺度为依据的，不会停留在照搬前者某一个案的水平上，也不会重复前者所得的某一具体判断。更透彻地讲，任何一部被纳入文学史教材或文学史著作的话语和认知主体，都是有特定视域局限的个人或小群体；而作出文学史意义上经典化认定的主体，则是流动在历史脉络中，并能够不断克服拘于一时、一地、一点的个体和小群体认知局限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果把“诗词入史”之举，径直等同于把今天的诗词写作全数纳入未来的文学史记忆和文学经典库藏之中，那就是混淆了今天人们可做、应做的实际工作，以及将来只有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才能充分呈现的历史性结论。
今天的文学史教材或专著编撰，不管是个人具名独立执笔的，还是团队合作完成的，其直接目的和实际意义都仅在于为长时段积淀的文学史记忆和文学史认知续料存档，而不可能是为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终极审判或盖棺论定。没有哪一部文学史教材或专著，可以代替社会意识中鲜活流转的文学史认知和文学经典效应。以高校一线教学的实际情形看，一二十年以前出版的很多文学史教材现在都不再用了，甚至就是近年出版的文学史教材，在日常教学中的作用也大多只是给学生提供一个辅助阅读和期末复习的参考文本。我们今天可以做到和应该做到的是：如何把活跃已久的中华诗词写作状况和相应的写作成果，纳入到目前林林总总的现代文学史或当代文学史的教材、论著当中。
依照文学史撰述和文学实践向来就是虚实相映、交互生发、彼此衔接的传统，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诗词入史”这项工作是顺理成章、势在必行的，不需要有是否做得到或应该做的疑虑。鉴于诗词写作和传播接受的社会化进程已先行多年，“诗词入史”在目前的现当代文学史编撰中，事实上已属当务之急。
越来越多的文学爱好者和文学研究者意识到，诗词写作已经是当代文坛上的一个醒目现象。如果这个现象不纳入今天多如牛毛、浩如烟海的文学史性质的论著和教材中，那就是我们从事与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相关工作的人的失职。至于未来怎么去记忆、怎么去概括、怎么去理解我们今天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诗词入史”现象，那是未来的事，谁也不能提前预设、提前定论。
二、现代和当代：“诗词入史”的分途并进
“诗词入史”涉及到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虽然是一个名称，但它包括了两段脉络肌理截然不同的文学史形态，在教学和研究实际中也是话语逻辑和观念组织体系相异的两段文学史。因此，中华诗词要进入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时至今日，处在教学和研究前沿的现代文学史，实际上是一个有斗争对象的革命文学史的叙述形态。它贯穿着一种破而后立和不破不立的思维。凡是与这种思维相关的现象都在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和研究当中得到了重视，得到了强化；凡是与此无关的内容都尽可能地被排除或者被弱化。这使得现代文学史成了一个单线条特征日益突出的、特殊的文学史形态，但这又符合现代文学是在和传统文化特别是和其中顽固守旧的文化文学势力的斗争中主动建构起来的基本历史事实。
到了当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不再是一个在紧张斗争关系中发生和存在的文学，它变成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生活和文学事业。无论是文学生活还是文学事业，实际上都是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一个既定的场合、既定的层面上展开的，它是和平有序的，不存在对立面中殊死搏斗的必要逻辑。它是众多社会文化行业中的一种，也是众多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层面。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相对于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话语显得更加平和，容量也更加广博。这不仅是因为当代文学的现场离我们更近，很多作品是滚烫出炉，很多作家还在活跃状态或成长过程之中，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学史的原材料和文学存在、发展的状态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基础，从现代到当代，发生了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诗词要进入既有的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牵扯的是两个不同的课题，这两个课题需要分别去处理。现代文学史之所以单线条，是因为它省略了很多和斗争无关、和破与立无关，但当时其实一直在活跃的文学创作、文学事件、文学现象和文学组织的情况。鲁迅、郁达夫等新文学革命的第一代旗手和主将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实际上连绵不断地贯穿着旧体诗词的写作，只是这部分事实在迄今为止现代文学史的通行叙述中，基本被忽略掉了。今天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对此给予补足。把当代的中华诗词创作和相关活动情况写进当代文学史的同时，也应该把在过去的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中被人为摒除的现象和文本的实证给补充进去。
作为一个宏阔的现象，五四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文学革命兴起时就表现强劲的那种生硬割裂传统和现实的激进主义文学观，到了抗战文艺和延安文艺时期，已经逐渐趋于和缓、趋于消融。在现代文学史的后半程，也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过后的那十几年，针对激进主义的文学观所导致的文学态势的修复和弥合，已经起步并且初见成效。
今天我们提中华诗词进入现当代文学史，不仅是在回应当下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在接续早已起步、但后来又耽搁了很久的一段整合中国文化资源的历史进程。无论是从学术研究和文学史教学或文学知识普及的角度，还是从丰富和拓展新时代中国文学生活资源和视野的角度来讲，这都是一项很迫切、很重要的工作，没有理由再耽搁下去。
对当代文学来说，这项工作处理起来应该容易得多。当代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实践，当然也受到了现代文学史的思维方法和观念认识的很多影响，但这些影响在当代文学领域表现得相对不那么强势。只是从事包括中华诗词在内的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这些人，需要多多少少调整一下自己阅读作品和评价作品的眼界，把眼界稍微扩大一下。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纳入中华诗词，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能是有一些写惯了当代文学史或教惯了当代文学史课的人，他以往不愿意关注甚至轻视中华诗词的习惯一时不容易改过来。这就需要重新去培养这样的队伍。
三、“诗词入史”的体例架构和两本书的启益
把中华诗词写进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采用怎样的编撰体例和篇章架构才得当妥帖？这是一个有待在实际操作环节反复探索和持续完善的问题。《中华诗词》杂志社编的《当代诗词史》可谓一步踏实的尝试。书中十五个篇章，已经形成了和今天通行的大多数当代文学史的教材或者论著面目相似的格局，只是体例条贯的细节安排和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当代文学史教材不太一样。现行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在整体框架上，通常依循大致相同的一个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阶段划分法：“十七年”、“文革”、新时期、转型期，然后是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
《当代诗词史》的编撰者可能不太了解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实际，所以没有用这样一种篇章标题。篇章标题的修改润色和内容的优化调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书中前面的六七章，已经大致上是依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排列的，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五六十年代，接着进入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最后延伸到现在。之后的七八章是专题性质的。这两部分如果调整一下，把前面史的脉络和主题凸现出来，把后面专题总结的一些内容适当地穿插转移到前面类似断代史论的分期概述中，可能就是一部接近于完成的教材体的当代诗词史了。
如果接下来还要形成能够有机地合并到或者融入到当代文学史整体叙述中的有关中华诗词的历史叙事形态，可以考虑三管齐下的做法。
第一是纵向的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奠基人、北京大学教授王瑶先生曾经说，文学史教材的基本框架就是条条加块块。所谓“条条”，就是分体文学史，按照体裁分门别类地来叙述各体文学创作和相关思潮在各历史阶段发展的概况；所谓“块块”，就是对“条条”概述和划分出的各时期、阶段里的重要作家作品和重要文学现象，做抵近观察和细致解读的专题介绍。
中华诗词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或者现代文学史叙述，首先就是要在分体概述的“条条”中给中华诗词史确立一个地位、建构一个存在形态。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把诗词和其他文体的历史分开来写，另一种认为诗词和其他文体关联起来很必要，但是真要关联起来似乎又很难。在我看来，所谓“诗词入史”，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诗词与其他各种文学体裁以至文学史发展全局深入紧密的关联。如果写在了文学史里，但还是单摆浮搁，晾在其他体裁旁边、游离在文学大潮之外，那只能算是硬塞或者披挂在文学史里，占了一块篇幅而已，称不上是“进入”了文学史。真正入史的诗词，应该像小说、诗歌、散文和话剧在既有的现当代文学史叙述中那样，一方面从分体叙述的断代概括中凸显自身发展的独立规律和特殊线索，另一方面也要从各体文学交织流变的有机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整体脉络中，呈现自己对于文学全局的积极贡献。
这首先是因为从事这些文体写作的作者往往往是跨界的。一个作者不可能单一地写某一种文体，尤其喜欢诗词写作的，很多人实际上同时也是活跃在现当代文坛上的其他重要体裁的作者。他们往往把旧体诗词或者说中华诗词的写作当成自己文学生活的一个闲余部分，有时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还刻意使它保持隐匿状态。这种情况本身，就是诗词真实历史形态中最耐人寻味、最生动鲜活也最具特色的部分，在中华诗词文学史篇章的断代分体叙述形态里，理应把这种人为隐匿起来的线索和信息勾勒出来、阐释明白。
第二是横向的穿插。也就是在介绍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重点个案的“块块”里面，把中华诗词重要的创作现象、重要的创作潮流穿插进去，并且和其他文体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列为同等次的平行章节。包括像中华诗词学会这样社会基础深厚、会员人数庞大的团体所开展的重要工作和已经产生很大实际影响的工作成效，都有必要放在当代文学史关于中华诗词的重要现象和重要专题中加以归纳描述，并且通过跟当代文学其他体裁状况和发展全局的积极关联，被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
第三是局部的钻探。在落实“诗词入史”的过程中，还应该重视那些已进入史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翻译家和文学理论家在他们专业所长的文学生活之外或之余进行的诗词写作事实。对这些内容，应该努力全面挖掘，补入到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中有关这些人物的专章专节里。
在这里我想例举一本书，是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木山英雄所著的《人歌人哭大旗前》。这本著作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政治家，柳亚子、杨宪益、黄苗子、荒芜、胡风、沈祖棻、启功等文化名人，还有书画家、艺术家等，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七八十年代的诗词写作都进行了系统的解读，非常细致。这本书采用的方法是把诗词置于能够映照出写作者心理的角度，让诗词像摆在明暗相间处的镜面一样，把在人生遭遇和社会环境比较反常的特殊时期，个体精神生活中一些特别重要的信息，给彰显分明。他动用了互文和细读分析，还有社会学和写作心理学的一些方法，以诗证史、以诗见史、以诗补史，精细地阐释了许多非常琐碎的诗词小品以至文字游戏式的打油诗，以一位日本学者的眼光，探察到了中国六七十年来宏大历史篇章的一些褶皱和纹脉。
这本书在方法上和内容上，对我们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都有很大的触动。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为这本书曾经举办过一个专题讨论会，现场好几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都对木山英雄表示敬意，特别是佩服他能够关注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都没能关注的当代中国文化名人、政治家、艺术家，关注到他们在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个人心态留下的特殊时期的写照——从未有机会作为一个整体清晰显露在文学史和文学研究聚光灯下的旧体诗词。诸如此类的线索，都应该在中华诗词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过程中，作为重要的参照和借鉴。
四、“诗词入史”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接受愿景
“诗词入史”能否足够有力、足够深切地贯彻到文学史撰写的细节处理层面，关键取决于史料归集的完备和史识提炼的深切。《当代诗词史》虽然篇章标题略失粗疏，但一些章节段落里已不乏精辟论述。比如对于“文革”时期地下写作和“文革”结束以后一些学者所概括的“泅潜写作”或“潜在写作”，《当代诗词史》中所作的史实梳理和文本评述就颇见深度，对有关材料的挖掘和论析都达到了较高水准。若细加修整，完全可以作为当代文学史中的一章，或者直接用作高校文化通识课的教材。
另外，我也注意到《当代诗词史》绝大多数的篇章的写法，都是以创作为中心、以文本为焦点的。但这么做还远远不够。若止于这样一种写法，就很难对当前中华诗词从写作、传播到接受全面繁荣的基本生态，作出自社会生活的宽广景深中出发的完整描述和周严阐释。从现当代文学的流变全程和体裁全局看，如果过分倚重以创作为中心、以文本为焦点的叙述和概括，中华诗词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教材或论著时，其创作形态的丰厚程度和深入社会文化土壤的深广程度，都会因受制于这种写法的单薄，而逊色于其他体裁。中华诗词在作者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精神生活中实际具有哪种深切而独特的表现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必须通过揭示它的创作成因并且联系相关社会背景进行互文阐释，才有可能归结到位、剖析到位和评价到位。和早已位列其中的其它体裁一样，诗词进入各体兼备的文学史全景论述，最需要表现的是其在文学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特有的力量和价值。
类似《当代诗词史》这样以创作为中心、以文本为焦点的写法，还有待延伸。只有抵达足以探察写作社会背景和作者创作心理的深度，把这些内容和具体文本的细读结合起来，诗词在作者的人生经验和写作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其在整个文学史和社会发展大背景中的重要意义，才能得到恰切如实的揭示。如果把这样一种形态的内容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确立起来，“诗词入史”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会体现得更加完整。
一般而言，文学史的生成，无论是古代文学史还是现当代文学史，都有赖于三个环节的支撑，一个是创作积累，一个是理论建设，另一个是批评实践，批评实践又包括选本和评论。近年，《诗刊》《中华辞赋》和中华诗词学会，都已经针对当代中国人的诗词写作，建立了很多汇聚、展示和遴选作品的多媒体平台，也精心编纂出版了很多专题性的精品力作选本。这为“诗词入史”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对推动诗词源源不断地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但相形之下，比较弱的就是选本之外的诗词评论实践局面上还不够活跃、不够开阔。同时，有关中华诗词——不是古典诗词，而是现代和当代的中国人写的诗词——的理论建设，现在还处于拓荒开垦或播种育秧时期，远抵不上现当代文学其他体裁历经长期积累而形成的那种理论建设规模。要弥补这一点，眼前的一个可行之举，就是像《诗刊》《中华辞赋》和中华诗词学会这样的专业组织，来点点滴滴地扶持和培养有心投身诗词理论研究的新一代学者，包括已经在诗词写作一线孜孜不倦地用心耕耘的那些高水平诗词创作者，引导和支持他们为此多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和表达。这样久久为功，相信今后中华诗词是否应该放在文学史里去研究和教学，将不再是一个问号，而是具备自然吸引力、常做常新的课题。因为今天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哪个层次去观察和感受，都同样会发现：诗词确实已经切入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深处。
本文系北京市文联基础理论课题研究项目（编号BJWLYJB01）阶段成果。
本文刊载于《粤海风》2022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李林荣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著有《嬗变的文体：社会历史景深中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经典的祛魅：鲁迅文学世界及其历史情境新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