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研 导 师 简 介
钟振振 1950年3月生，江苏省南京市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特聘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当代诗词应不应该入史，能不能够入史？这本来不是个问题。但学术界有人对此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这才成了问题。
所谓“入史”，自然是指“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要回答“当代诗词入史”的问题，首先须厘清“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个学术概念。
笔者以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应该是中国当代一切文学创作的历史，而不仅仅是用中国当代语言（主要指现代汉语）进行的文学创作的历史。
这两者有区别吗？有！有很大的区别！
中国当代一切文学创作的历史，是一个有全局观念的大概念。举凡中国当代作者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无论其所用语言为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无论其所用文体为新文学文体还是旧文学文体，只要它具有典型意义，都应该写入这一文学史。当然，它还应该包括用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甚至包括中国作家用外国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由于这两者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无关，谨在此总提一笔，下文从略。
用中国当代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的历史，是一个只有局部观念的小概念。它仅限于以现代汉语创作，以现代文学样式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就是当今二级学科分类，狭义的“当代文学”。
显而易见，这两种“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视野，是不一致的。前者宏阔，而后者比较狭隘。
纵观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中华民族是最有诗意的民族之一。而汉民族，又其尤者。古往今来，汉语诗歌千山拔地，百川汇海。其优良传统，乃“喜新”而不“厌旧”。先秦时期流行的诗歌，春秋为诗经，战国有楚辞。洎汉代，乐府及五七言古体诗兴，而诗经、楚辞体仍并行不悖。至唐代，近体诗定型，而诗经体、楚辞体、古乐府及古体诗亦不乏作者。至宋代，长短句词风行，而诗经体、楚辞体、古体、近体诗等传统诗体，仍然占据着诗坛的主流位置。下及元明清，也是古近体诗与词方驾齐驱的格局。这充分说明，任何一种真正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文学体裁，都是陈坛老酒，既久而愈醇，其生命力无可限量。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诗勃兴，但传统诗词并没有因此而退出文学的历史舞台。连五四运动的领袖和健将，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也各有诗词传世。前不久，笔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李遇春教授所著《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作序，有曰：自1912至1949年，中国文学史之所谓“现代”者，上承乾嘉，旧学术之薪积；东渐欧美，新文化之风行。天雷相搏，地火并喷。鸿惊一瞥，时仅三十八年；豹变屡更，实胜百千万世。此时段内之旧体诗词，知名作家何啻千人，优秀作品何啻万篇？歌颂光明，鞭挞黑暗，唤起民众，再造共和，其功绩纵非新诗暨其他新文学样式之比，亦何遑多让耶！惜多散在日新月异之报刊杂志，犹捷羽之过辽天，灵珠之在沧海，使无人悉与网罗收拾，萃成一编，势必日就湮晦，渐为世所淡忘矣。今不百年，治现代文学者至有现代旧体诗词不宜入史之说，岂不可怪？岂不可叹？彼固昧于学理，而无从尽读现代旧体诗词，故无以得现代旧体诗词之全豹，其误亦未始非由于此。
所讨论的虽然是“现代诗词”该不该入史以及如何入史的问题，但其核心观点对于“当代诗词”该不该入史以及如何入史，也同样适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当代诗词一片生机。群众性的创作热潮方兴未艾。全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华人社会，有相当数量的诗词创作社团；国内从中央到各省市县乃至大小基层单位，也有为数众多的诗词学会或诗社词社；各种诗词刊物、出版物不断涌现；至于“独行侠”式的诗人，在网上发表作品或自印诗稿互相交流者，更是难以胜数。每年都有各种不同规模、不同主题的诗词赛事，参加者成千上万，参赛作品少则上千，多则上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中版文化公司牵头，两年一届，至今已举办过四届的“诗词中国”诗词大赛，曾创造过一次大赛收到来稿二十多万的记录，获得了吉尼斯“世界最大规模的诗歌赛事”的认证。据搜韵网统计，当代诗词作者达三百万人之多。从作者、作品的绝对数量来看，恐怕不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所能比拟的。三百万人，往少里说，假定平均每人一年只创作十首诗词，也有三千万首。除以365天，则每天涌现的诗词数量即为八万多首，超过了《全唐诗》（五万多首）、《全宋词》（两万多首）的总和。也就是说，当今中国每天都有相当于一部《全唐诗》加一部《全宋词》规模的诗词问世！哪怕99.99%的作品都写得一般般，总还有0.01%的佳作吧？八万的0.01%是八首，每个季度的佳作数也与一本《唐诗三百首》加一本《宋词三百首》了。也就是说，当今中国每季度都有超过一本《唐诗三百首》加一本《宋词三百首》规模的诗词佳作问世！仅就笔者极其有限的阅读而言，当代诗词创作无论题材内容的广泛程度，还是思想感情的丰富程度，都全面超越了古代；而在艺术表达方面，也有许多新变，非古代诗词所可以牢笼。其社会影响力，新诗或亦有所不及。如此盛况，当代文学史家若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那可真正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
要之，我们今天的当务之急，已经不仅是坐而论道，争辩“当代诗词应不应该入史，能不能够入史”的问题；而是起而行，按下电源开关，实际启动“当代诗词入史”的操作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