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森：当代新锐诗歌评论家、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导。长期致力于系统建构并阐释旨在超越中国传统文艺旧审美理想“意境”理论的“神味”说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已出版学术专著《论豪放》《“神味”说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要义萃论》《红禅室诗词丛话》《诗词曲学谈艺录》《诸二十四诗品》《元曲正义》《聂绀弩旧体诗研究》《<漱玉词>评说》《稼轩词选笺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研究》《王之涣诗歌研究》等十余种，专著总字数近1000万字。
评周清印《战疫诗史三百首》
《战疫诗史三百首》堪称全民乃至全球重大灾难情境下的当代诗史。所谓“诗史”，其核心内涵是以诗歌的形式来书写历时性维度中的现实生活，因此实际上是“诗”和“史”的双核心制，两者缺一不可。不但缺一不可，而且任何一个方面在各自维度上的本质特色的削弱，都会影响其根本质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华社高级编辑、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周清印君（笔名周郎）原创诗词集《战疫诗史三百首》之为“诗史”，是毫无问题的。这部诗集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了疫情期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抗疫进程、抗疫精神，体现出当代诗史的鲜明气质，兼具时代价值和文学价值。
周清印《战疫诗史三百首》整体上以诗史为核心追求，其整体架构分为十大部分：主题序曲《屈杜忧思》，第一乐章《危城鹤唳》，第二乐章《四面楚歌》，第三乐章《万里驰援》，第四乐章《全民避疫》，第五乐章《居家一隅》，第六乐章《考问良知》，第七乐章《唤醒敬畏》，第八乐章《休舱复工》，第九乐章《全球之殇》，第十乐章《倍惜春光》，尾声余韵《京师余波》。按照疫情发展的线索和全民全球抗疫所关涉的现实内容，作者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精心架构，300首诗歌各有归属，可谓构思独特，思虑深沉。这种体大思精的逻辑格局，可以说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较高的位置上，其视野和匠心自然是不同寻常的，大大超越了一般的抗疫诗歌作品的艺术水平。
下面，笔者就从《战疫诗史三百首》诗集所呈现的多重面向，从审美追求和思想蕴含等维度，分五个章节，对其诗史品性特质加以观照和阐说。
一
《战疫诗史三百首》彰显了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和品性，并以此凸显了文学的本位和本色。
2020年庚子之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呈现为暴发态势，整个社会被按下了暂停键。疫情的严重性大大超过了预料，目前已经全球大流行。在如此重大的全民性乃至全球性病毒疫情危机面前，文学当然不会缺席。全国的诗人们对于疫情的反应是迅速的，各种作品不断涌现，虽然绝大部分作品仍然与文学无关。但不论怎样，作者们的这些行为，都为文学的“现实性”精神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而在这些作者之中，周清印君是迅速行动起来的一个典型，其战疫诗词的创作出现了相当罕见的“井喷”现象，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所创作的诗词就达到了惊人的300余首。
文学介入现实是主体介入现实的最高表现，也是臻致主体介入现实的最高境界的必由之路。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史上的文学杰作，无不昭示了这个简单而伟大的道理，多少杰出乃至伟大的作者以此建构了自己的“意义（意蕴）之世界”。《战疫诗史三百首》显然是着意于建构此种“意义（意蕴）之世界”的，这从其整体十大乐章的文本建构来看即可得到清晰的体认。这种逻辑格局，其实乃是文学介入现实能力的一种高级体现，是文学本体经营的一种具体表现，以此为出发点，可以说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较高的位置上。
最为丰富、复杂、深刻地反映、表现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呈现出文学的“现实性”品性、精神，乃是笔者提出并系统建构的旨在超越中国传统文艺旧审美理想“意境”的新审美理想“神味”说理论体系核心要义和审美追求之一。只有最为充沛、丰富、复杂、深刻的“现实性”，才是真正的“现实性”，才能建构真正的“主体性”，从而在“主体性”维度臻致个性自我的最高境界——“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才能建构独具特性特色的“意义（意蕴）之世界”。如果联系到文学的介入、表现现实的这一逻辑的话，则可清晰确知立足于“理解之同情”精神之上的“批判性”，乃是“现实性”的真正内核精神——当然，在此意义上，“批判”并非指向单纯的政治层面的狭隘性。而《战疫诗史三百首》中的“批判性”，乃是即时性的，比如《闭城满月戒尽欢》一诗，选择武汉闭关一月这一时间节点，描述多地民众迫不及待出户消费游乐的各种具体情态：
荆楚尚余悲，他人亦已歌。
城闭甫弥月，九州食客多。
素飧闷闭久，况乃气转和。
蠢蠢欲尽欢，酒肉穿肠过。
中州胡辣汤，巴蜀鸳鸯锅。
羊城陶陶居，过客皆穿梭。
赣州赶圩日，杭州鬻绮罗。
人约坝坝茶，车拥香山坡。
更或口罩摘，麻将聚众搓。
且慢将进酒，莫拼醉颜酡。
收心以禁足，宅居眄庭柯。
何曾息警柝，犹未捣毒窝。
余孽或潜伏，伺机掀劫波。
功岂亏一篑，遗恨失偏颇。
欢岂逞一时，重使染沉疴。
人生贵节制，世事每多磨。
怛惕怀敬畏，勿复起干戈。
白衣血迸溅，楚民泪滂沱。
长恐数年后，时艰忘几何？
即时性能够最大限度还原未来视域中文本中呈现的历史真实，也能够支撑诗人以最为丰富的感性保障对于现实生活书写的表现力。此外如《武汉州牧革职谢天下论》《危城黄冈卫健委主任被免职》《任城监狱管教失责二百囚徒俱染病毒》《湖北红会慢作为乱象》《疫镜暴露基层治理软肋》等作品，均是对疫情中的不正常现象进行的即时性批评，鲜明地体现了“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的现实性精神。如果这还是泛写的话，那么如《汉詈谣》一诗则专门就一事而发论，赞扬了武汉市江岸区江码社区一居民（网络称之为“武汉嫂子”）针对有关超市和小区联手推出“AB阴阳套餐”、社区不回应业委会诉求等进行的有理有据的“汉骂”事件，可谓痛快淋漓，体现了文学特有的本位性对应，这本身就是文学的一大本色。
而《少数吏役畏于陷阵沦为逃兵》一诗，更是可与《致最美快递小哥汪勇》对比来读，两种社会身份，两种非常时期的行为表现，其境界可谓天上地下，两相对照，神味顿时凸显了出来。《疫警吹哨人李文亮病亡》二首则是对抗疫英雄人物的赞美与惋叹：
白衣飘落半疑真，未灭瘟神肯殒身？
先觉小虫为祸首，迟知大善是功臣。
冤魂天国添孤鹤，勇士凡间少一人。
十四亿民同守夜，遍烧高烛到凌晨。
抱薪济世冻其身，冷做危邦吹哨人。
获罪传讹真亦假，瞒天箝口假成真。
良医亦可敌良相，府吏何能安府民？
庚子清明应国祭，烛光遥告灭瘟神。
这两首律诗中的颔联，均堪称佳句、警句。也正是包括作者在内的众多支持的发声，才使得全国迅速改变了对于疫情形势严重性的预估，而转到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的情势中来。2020年3月19日，武汉公安局撤销了当初对于李文亮的训诫书，并处理了相关责任人，孰是孰非，已然明朗，只可惜当事人早在2月7日即已在抗击疫情的医院一线去世，成为永远的遗憾。可以说，在此之前包括此诗在内所有的发声，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文学正是以此类方式，保持了自己的本色，显示出了独有的亮色。
二
《战疫诗史三百首》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了疫情期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抗疫进程、抗疫精神，具有当代诗史的鲜明气质和文学价值。
首先，《战疫诗史三百首》及时而较为全面地表现了疫情和抗击疫情的具体情形，并维护了文学的基本品性，使得容易流为应景性质的时事类诗歌作品保持了基本的文学尊严。如在2月17日创作的《黄鹤归来辞》中，作者就满怀殷忧，写出了突如其来、笼罩在疫情之下的武汉的严峻形势、氛围：
城闉掩兮呼不开，目眇眇兮重重雾。
雾非雾兮霾非霾，瘴云屯兮环密布。
芳草枯兮鹦鹉洲，木叶凋兮汉阳树。
大江横兮樯楫摧，挟残阳兮空流去。
骚体的节奏和语感，是特别适合类似事件的表现的，情感性很强。而且它所造成的这种氛围深深染上了楚文化的色彩，因而具有突出的审美感染力量。此作还书写了一旦认识到疫情的严峻之后，举全国之力进行抗疫的迅速和有效组织：
火神山兮雷神山，拔地矗兮惊鬼府。
辟沙场兮攻毒蜮，祈祝融兮催一炬。
羌无声兮闻铙歌，若空城兮擂金鼓。
有国士兮渡江来，言谔谔兮声击缶。
有白衣兮皆胜雪，性近佛兮心若素。
有三军兮齐集结，掣如电兮气如虎。
有八方兮共驰援，虽异域兮同云雨。
溯炎黄兮洵多难，鸩疫袭兮魑魅附。
齐一心兮诛百沴，族未绝兮越千古。
肺膈热兮肝胆烈，矛戟修兮干戚舞。
悯黔首兮嗟震愆，赞雄师兮倚天柱。
紧随《黄鹤归来辞》，作者又于4月4日、4月8日连续创作了《清明国悼辞》《武汉解禁辞》，构成抗疫骚体辞三部曲。
这种传承激活楚辞体遗风和楚文化色彩的系列抒写，在当下催生的抗疫诗词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因此仅在这一点上，《战疫诗史三百首》就具有了独特的气质和艺术价值，更何况是声情并茂，精工铿锵，合壮美、优美为一体，这就大大超越了一般的抗疫诗歌作品的艺术水平。文学性的满足，也就保障了“诗史”中“诗”这一核心的基本质量。
其次，《战疫诗史三百首》的相关书写，采用了一个普通民众的视角，往往落笔细节，真实再现了疫情具体情境中个体的生存和生活，从而落实了诗史中的“史”之一方面的真实与丰富性。疫情极大地影响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尤其是开始集中暴发于春节期间，忙于工作而尚未还乡过年者，就被硬生生改变了年关这一相当关键的时节的一些生活规划，谁也没想到庚子年的春节，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作者在《病愁与乡愁》两首绝句中，代武汉父老和远方游子发出感喟：
一城父老畏良辰，对酒闭门思远亲。
冬夜已无南徙鸟，楚天犹有未归人。
闻报瘟魔渡汉滨，半城灯下白头人。
一言忍泪嘱游子：慎莫还乡且惜身。
在战疫诗集第一乐章《危城鹤唳》中，作者这种感慨是强烈而持续的：“荆楚有家回不得，云天仰羡雁南征”（《新型病毒阻断万家返汉归程》）、“三镇歌喑酒旆垂，呼俦做客婉相辞”（《围城除夕》），但“蜡梅不解人间事，门外芳华又一枝”，物、人对比，更增怅惘。作者非常关切武汉的故友，写出了《赠武汉故交》等情义深长的诗篇。
随着春节的临近，疫情并未出现缓解迹象，作者担心《闭城前春节离武汉者五百万之众》，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疫情暴发初期社会反应机制尚未发挥其凝合性力量，导致疫情逐渐扩散，作者渐次创作了《黄冈鄂州闭城》《黄梅县控疫告急》等诗——甚至连常德也不能幸免。由常德等地的疫情，作者不禁想到了《常德乃世外桃源故事发生地》：“曩者避秦求弭灾，一方净土绝尘埃。安能毒疠发慈念，莫向桃花源里来。”
此外，如抗疫物资的紧缺，集中也有表现，如《口罩告急》云：“几缕寻常白纱布，坊间肆内一时光”，这种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在危急时刻体现出来的短板，无疑为历史保留了无比鲜活的真实，值得人深思。
对于自己在疫情期间的生活状态，作者也进行了多方面的书写。在《方舱医院一脉清流读书哥》一诗中作者赞誉道：“福悭命蹇复何如？神自充盈身自虚。任是众声嚾噪处，病床犹捧圣贤书。”其实，作为知识分子和诗人，作者本来也是读书人，因此即使在疫情的危难时刻，也不能减损作者的读书习惯，集中是有大量作品写到此种情境的，比如：“瘟神来袭辞招饮，诗国吟游乐读书。静卧高楼唯一喜：浑无尘事到吾庐。”（《庚子元日》）类似的诗篇还有《一介闲人春节夜读》《雪宵读清代诗丑时犹见人点赞朋友圈》《疫中夜读渐觉全清诗词亦大有唐诗宋词所不及处》《疫夜读白门柳赞复社江南士林》等。
由于网络的便利，即使宅居在家，很多人的工作也可以得以继续，“居家夜审稿，神志久损销”（《夜踏残雪于疫中》）的情形，较之平日为更甚，像笔者这样需要承担三门课程的在线教学的大学老师，在初期是异常忙乱的，因此对于类似的情形有着深刻的体会。而随着疫情的持续，人们的生活渐渐受到更大影响，以至于作者也感慨：“腹中多饥肠，所饱唯诗书”（《霁雪初下楼》），而《蝶恋花·一锅菠叶煮豆腐》之作则是这种困窘生活状态的具体书写：
闭户怅知春色远。久隔阳和，帘外飞禽唤。人面渐黄腰膝软，晴辉不照轩窗案。 豆腐半锅充钙片。日旰炊迟，淘涤千千遍。菠菜莫嫌根煮烂，毒虫耐得长烹炼。
《蝶恋花》这一词牌一般用于抒情，尤其适合表现男女情感，如今却用来“一锅菠叶煮豆腐”，疫情中既要忙于工作又实无心饮食的讲究，是这种生活的真切展现。更大的问题是疫情导致的食物供应的紧缺问题，毕竟城市中人习惯了现吃现买的生活模式，如作者《避疫浃旬不出喜赖盘锦大米充饥》写道：
昔过葫芦岛，长驱宿盘锦。
雁阵绕苇海，高唳谁能噤？
十月芦花雪，稻谷正丰稔。
车载十斤去，累月未遑品。
疫瘴袭京国，诗书慰寒枕。
民以食为天，岂令肠饥甚？
三餐合一顿，淘米辄敛衽。
佐肴寡时蔬，黑茶馔后饮。
无疾尚能饭，赖此充仓廪。
现代社会的人们在物质相当丰富的今天，尤其是80后以后的几代年轻人，经历过切身的农耕生活的很少，因此对于食物来源的那种真切感觉早已经被削弱甚至遮蔽，更不用说对于饥饿之类特殊情境的深刻体验了。但作者和笔者这一代人，对此还是感受深刻的。诗集中《疫中白菜吟》还原了这种朴素的记忆：
避疫远野味，乃嚼菜根香。
嗟尔园中蔬，罹寒未焜黄。
翠叶疑凝碧，白心疑凝霜。
毒瘴弥江夏，田园半凋荒。
城锁酒旆偃，万室匮膏粱。
暂绝舌尖乐，日庖斯菜汤。
根接天地气，叶亲烟火光。
茹素甘如饴，恬淡亦何伤。
慎莫瘟消后，弃汝若糟糠。
记得早在女儿很小的时候，笔者就教导她要尽力追求更高于物质层面的生活，并正式将“有饭吃就是好日子”当做了家训，写成书法挂在家里。希望经过此次疫情的教育，整个社会对于物质和金钱的追逐都有所削弱，更有意识地追求一种更高质量的生活和生存境界，每一个个体都应该力争建构一种真正有意义而富有神味的“意义（意蕴）之世界”，以更加追寻自己的内心的姿态和精神来生活。
再次，诗集中还大力宣扬了决战疫情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和行动精神，如《抗疫如抗战》《抗疫大决战》《举国阻击战》《村村联防设卡测温》《遍观城乡防疫硬核标语》等作品均是。它们所展示的现实生活和神味，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并因为网络传播的迅速而为全社会所熟知。一些标语迅速爆红，其中也包括了书写标语的书法的爆红。在这些讯息传播的过程中，各路各色作者会进行各种附加性的解读，这凸显了在危难关头中华民族天性中仍然不可磨灭的乐观精神与民间高手相当不错的符号处理能力，其中的幽默成分，最终会积淀到文艺作品之中，呈现为“喜剧性”，从而找到其最后的最好归宿。而上述诗作，就真实记载了这些内容和意蕴，成为后世了解这段历史的很好写照。
作者还以淋漓的笔墨，重点赞颂了抗击疫情战疫中医护人员的奉献牺牲精神：“风声鹤唳草皆兵，万里驰援各请缨。一袭白衣飘胜雪，危城险处筑长城。”（《九州良医增援》）其中，“夜半白衣犹未脱，归来无语对家人”（《禹甸杏林取消春节休沐》）之类的描写，都属于表现特殊情境下的特殊之状况的细节，神味独特，令人唏嘘。《武汉白衣天使突击队》《重庆呼吸科伉俪双双出征》《读甘肃援鄂方舱医院护士诗》《致数十万在鄂医者》等诗作，亦属于此种性质。
此外，还有对其他物质支援和各行业人员奉献的赞颂，如《南菜北运》《仙桃工友复工赶制医用防护服》《兰州百合20吨输往武汉》《圆通武汉转运中心物畅其流》《漠河铁路人员极寒中守护雪国列车南下保春运安全》等诗篇。进入三月中旬，当全国赴武汉驰援的医护人员正在疫情得到控制形势好转后开始分批返回的时候，作者又满怀激情，创作了明快奔放的《白衣归来歌》：
昔我往矣雪霏霏，今我来思柳依依。
人生谁不惜毛羽？吾所爱惜惟白衣。
白衣一袭逆行去，除夕围城綦辙稀。
出征木兰数万计，白衣列阵何巍巍。
掩人耳者哨鸣晚，戎机屡误失良机。
乱我心者庸吏扰，良策迟施良知违。
病箦忍听长太息，命卜薤上露易晞。
彼时只恨医道浅，彼时亦惮魔施威。
护目镜必密密掩，护身服辄层层围。
天使雄雌安能辨？自嘲面目已全非。
沙场既作悬壶地，死且不惧况寒饥。
终古杏林饶国士，仁心风骨岂式微？
有泪暗弹肺伤处，白衣汗湿无暇挥。
鏖战五十三昼夜，终见痊愈沐春晖。
痊者还家方舱闭，江畔樱花红正肥。
执手相看楚天阔，黄鹤楼头班师归。
曰归曰归胡不归？故园三月更芳菲。
曰归曰归胡不归？江东父老久倚扉。
归去也，今乃归！万里长江度若飞。
归去也，今乃归！白衣如雪胜紫绯。
不与五色争目眩，一身素洁自光辉！
这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普通民众身上的伟大彰显，为了他人可以置生死于度外的人，是完全可以当得上英雄之誉的！每一个人，都不应以自己的普通为借口，而放弃了人生之伟大意义的追求与实现。
因为疫情尚未真正结束，因此作者更多的还是期待，如《三姝媚·立春翌日辞故园》，类似的渲染是深沉的，辞气沉郁。作者期盼疫情早日结束，甚至提前在梦中实现了，从而创作了《惊蛰梦闻九州疫灭乃随徐霞客遨游大好山河》一诗。这又是一首七言长篇大作，全诗长达96句，深深浸染着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的风采。长诗开篇即挣脱沉重的现实，插上浪漫主义的翅膀，导入精神梦幻之旅：
万里江山何寂寥，魔影四伏匿驿桥。
春光乍透幽窗外，残冰已消毒未消。
忽闻大捷入梦来，荡扫愁云何快哉！
连月身与山川隔，一梦狂啸出楼台。
四百年前霞客归，泱泱九州邀同飞。
情怀最系荆楚地，别有殷忧不可挥。
继而，诗人在梦境中追随徐霞客，远足中国东南西北大好河山，尽情抒发了快意与畅怀。在长诗的结尾，寄寓了“江山代有英雄气，长佑诗意与远方”的人文精神。
巡罢塞北与江南，九州风光各美谈。
今朝梦游凌八极，饱赏水天共一蓝。
诛尽毒瘴除尽霾，重把天地揽入怀。
霞客续添新游记，周郎神离万卷斋。
万里山河万古伤，殇后谁令草木芳？
江山代有英雄气，长佑诗意与远方！
长诗虽写梦幻，实寓以无限的深情，而幸运的是，我们必将见证梦幻成为真正的现实。
三
在“现实性”基础上体现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深沉叩问，这是《战疫诗史三百首》的重要特色。这是透过现实生活的表面，向更深的内里跃进的典型征象，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独有的反思和表现之于作品的能力。
知识分子是善于寻求精神性的支撑的，在主题序曲的骚体长诗《黄鹤归来辞》中，作者不禁想到了楚地自来英雄辈出，斯文多盛，且不由得想到了伟大诗人屈原，由屈原的悲剧联想到了疫情带给民众的灾难：
楚汉调兮今讵闻？众生匿兮不可睹。
辞江渚兮绕东湖，水似愁兮涛如怒。
倚崔巍兮行吟阁，吟屈子兮招魂赋。
魂长逝兮逾三千，归去来兮荡何处？
黄泉窈兮碧落遥，魂拥塞兮天国路。
血凝碧兮冤覆盆，哀民艰兮涕如注。
这种情感所体现的，既是对于现实民生的关切，又具有穿越时空的历史情怀，从而使得一己小我之情，提升到了大我的境界。同时，作者也表现出了一种诗可以怨的精神，如《苏武慢·闭城之夜猫啼深巷》，可谓呜咽缠绵，通过“猫啼”与城市街道的空无一人的对比这一细节，从侧面表达了深沉的忧虑和悲天悯人的情感，开拓出了一种前人未有之境。
疫情暴发初期，就连整个中国的氛围也是异常凝重的：“天南地北断人行，掩面犹疑风带腥。故里邻翁说惶恐，他乡游子叹伶仃。”（《除夕前夕》）而在《瑞鹤仙·元宵邸报鄂亡者六九九人》中，作者更以沉郁的笔调书写了因疫情重大伤亡而触发的悲慨：“九泉拥塞。血淋漓、斑斑化碧。料归来、鹤唳龟蛇，滚滚大江同泣……”随着“邸抄鄂殇者今日逾千”，作者甚至又感到了一种人生的短暂，生出了一种渺茫虚无之感：“薤露晞零辞大千，清明国祭半垂幡。魂招碧落黄泉外，泪泫荆山汉水边。 来世梦，再生缘。几家长待到千年？纵归黄鹤如辽鹤，衰草茫茫黏楚天。”（《鹧鸪天》）其中的怅惘，乃是个体对于整个社会重大生命损失的无力感的一种表现。生命可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基，在这种情境之下，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创作有《疫苗吟》这样的作品了：
彼苗萋萋，洵美且奇。虽则异美，远莫致之。瞻望弗及，瘴瘟迷离。庚子发岁，逢此百罹。岂曰无袍？载驱载驰。欲庇黎元，焉得神芝？维君之故，搔首凝眉。寤言不寐，其谁察知？惠风自东，吹彼碧丝。芃芃百草，爰发华滋。灼灼百花，云胡不夷？未见斯苗，岂不尔思？与子成言，暮春为期。愿言惠贶，德音无违。日居月诸，不待人兮。苗兮苗兮，如之何勿思！
如同楚文化色彩的芬芳华美的哀吟一样，这种借鉴了《诗经》气息进行的书写，则又显然带有一种郑重其事的庄严，体现了知识分子借助文学而形成的独特气质——这种庄严，当然也只有人类才具有，当然也只有文学才能渲染得如此到位。
面对疫情的严峻和生命陨落的悲壮，作者在《黄鹤归来辞》中不由得发出了愤慨之声，沉痛叩问：
人之初兮为何物？念女娲兮抟黄土。
造人寿兮不满百，罹千辛兮遘万苦。
生负重兮重于山，死何轻兮轻如羽。
悲莫悲兮死长别，难莫难兮生倦旅。
父老殁兮孺子夭，鳏游子兮寡思妇。
央屈子兮发天问，民之殃兮孰之误？
彼小虫兮致大祸，国之殇兮几人悟？
天行健兮高难问，地势坤兮低不语。
其情态虽悲愤，但内里乃是一种可贵的慈悲。当死亡人数超过两千的时候，作者在《邸报鄂殁者突破两千》中不禁又发问：
一天一报一魂飞，生死簿添微命归。
何以小虫招大患，谁教严阵误戎机？
怒闻良吏多庸吏，忍睹白衣成血衣。
肝胆俱寒肺偏热，可能春暖突重围？
这些诗歌的背后，就已经不单纯是对于疫情的直接书写了，而是透露出更为深沉的叩问意识——如果说屈原在《离骚》和《天问》中所呈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天问”的话，那么《战疫诗史三百首》集中所呈现的，则是一种典型的“地问”，即“人间世之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更加凸显了作者的家国情怀，体现了诗人作为知识分子的现实担当。屈原的“天问”所导向的，是一种非理性的叩问，而周郎的“地问”所导向的，则是一种理性的追问，且更具有面向整个人类的普世意识。这当然是由于两者所面临的具体现实情境的不同所导致的，但后者所体现出来的理性的追问，当然是带有深刻的时代性进步质素的——异常纷繁的现代生活，已经让我们必须重视这种理性了。
四
《战疫诗史三百首》表现了在全球化视野中对于人类社会共同历史命运的深刻省思，对人类社会的城市化生存提出了敏感的逆反。
现代性深化了我们对于人类自我本身和人类社会进城的认知，但现代性显然也也并不全是进步性质素。因此，貌似强大的人类社会在疫情面前几乎不堪一击，这一现实不禁引起了作者深切的忧虑。如《烛影摇红·哀楚》云：
屈子重闻，楚歌四面伤心地。长江东去卷腥风，夕照吞兵气。宵柝空城不寐。剪寒灯、招魂未已。魂兮应在，黄鹤楼头，鱼龙江底。 梦庆余年，红羊赤马谁之罪？天人相克复相生，野味偏矜美。弛禁讵非失计？犯阴阳、春光惊退。东风但恐，染恙樱花，未开已闭。
该词笔力雄浑，情味复杂。疫情传播的特殊性，又很难令某一个国家置身事外，因此类似《新冠肺炎呈全球蔓延之势》等作品，又表现了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灾难与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忧患意识：“关尽方舱病暂瘳，遥闻百国唤方舟。今春扫尽游春兴，忧罢九州忧五洲。”在《世界大战疫》这首长诗的结尾，作者更是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可怜天下太平图，一夕惨状讵忍看？
天使各挥柳叶刀，斑斑毒血溅刀瘢。
炎黄古国彰风义，岂作袖手壁上观？
本国战疫未告捷，又济友邦挽狂澜。
乃知栖居地球村，义同骨肉莫相残。
疫情有尽情无尽，休戚与共照胆肝。
祈愿长翔和平鸽，大同世界稳如磐！
大城市本来是人类文明引以为傲的象征，但只注重规模的城市建设是否应该反思？比如作者即时性地捕捉了城市以小区聚居为基本生存模式在面临疫情时所表现出来的众生相：“欲拯椿萱出险城，节前疾向鄂乡行。返京五日初无碍，旦夕沉疴两代生。”“社区群内起哗然，恶詈吁嗟怒问天。百室自危临大敌，雀飞亦不到庭前。”（《京师小区一公务员春节返襄阳阖家疑染毒瘟》）
面对病毒感染者，整个聚居区的居民都如临大敌，大有同仇敌忾之势，而全国对于武汉乃至湖北人、自湖北返乡或出来、途经的人员，也有类似情形。如《浔阳黄梅冲突》所呼唤：“无界桃红两岸山，渡江原为度时艰。岂因虫祸添人祸，一牒通关任往还。” 更有甚者，上了高速到了出口不能下，然后返回也不能下高速，只能流浪于高速之上，到服务区、村民家乞食。那些在武汉的打工者，有家不能回，在武汉城中找不到接收的住所，只能流浪、露宿于街头，靠有限的方便面之类食物度日。
这些问题的出现，当然不仅仅是疫情暴发初期相应的反应机制跟不上的问题，人类所建设的大城市一路繁华地发展下来，对于各种灾难情境的预案性设计显然是太不够了。诗集中对此亦有揭示，如《疫镜暴露基层治理软肋》两首七绝：“应急方知欠账多，久煽虚火患沉疴。寻常争说家园好，大考临头唤奈何。”“承平日久惯优悠，远虑不谋罹近忧。万巷千村慌阵脚，几曾未雨早绸缪？”
作者还对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瘟疫事件进行了探究式重温，以期不断引起人们的警醒和重视，如《三国建安五子皆亡于大鼠疫》《世界大疫史悲歌》分别是长达七言38句、80句的长篇大作，其中的《世界大疫史悲歌》一诗在结尾写道：
吾哀人类之多艰，燃烛焚香向天诉：安能廛市禁野味，天人合一毋相忤；安能牧伯谙应急，指麾若定不失序；安能杏林克元凶，百毒莫侵如神助；安能四海靖干戈，免教兵燹孳蟊蠹。岂曰无衣同袍裳，山川异域同云雨。此后百稔更千年，天下无疫毒不附。悲夫！古国今番罹大疫，使我不得出门户。万家恹恹罢笙歌，于无声处闻战鼓。会当桃李春风剿瘟神，星河满天花满树。乾坤朗朗皆清气，远游开樽诗重赋。
颇有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气势、声韵和悲天悯人之意，可谓浩荡磅礴，备见仁人志士的胸怀。只是在杜甫的时代，虽以“天下”为口吻，但大体指涉范围仅限神州，而今天的我们，却是真正面临着全球化的情境了，想要天下安定、民众幸福，那真是极难之事。
不仅如此，作者还在诗中一再强调共生共存于地球之上的自然万物的和谐共处理念，如《天人贵合一》一诗云：
万物之灵长，宁无敬畏心？
亿人居市井，百兽隐山林。
未可轻蝼蚁，尤防狩鸷禽。
求生各有道，相悦不相侵。
2020年2月，当作者听闻全国人大启动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工作，以依法加大打击和惩治乱捕滥食野生动物行为的讯息后，又作《闻野生动物法大修还兽于野》律诗，提出了殷切希望。
谁开捕禁荐盘餐？野味原知总祸端。
夜寂山林舞蝙蝠，昼长岩穴伏猪獾。
不因饕餮焉遗毒？岂敬神祇只尽欢。
醉客休贪舌尖乐，天人无犯两相安。
无论此次疫情的源头到底是不是野生动物，尽量克制人类的贪婪天性，维持基本稳定的各类生物所建构的生态链，显然是今天的整个人类都必须思考和加以切实解决并持续维护的重大问题。
在现代性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的今天，大城市（尤其是一线超大型城市）代表了人类文明及其成就的某种高度。但是，大城市绝不是人类生存的最佳情境，尤其是中国这样农耕性优势明显、历史悠久的国家，整个社会发展的成果反哺农村，乃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潮流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诗人是敏感的，因此集中的一些作品，就表现了作者对于现代情境下的都市生活和快节奏生活状态的反思和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如《蝶恋花·小年夜都门审稿》云：
万户昨宵闻祭灶。一寸金鞭，一寸青丝掉。竹外雪人弓外鸟，童心又梦徽州道。 案牍生涯何日了？待隐渔樵，先把民忧报。炉上黑茶灯下稿，欲追霞客须行早。
笔者发现，这种反思并非仅仅是作者在疫情这样的特殊时期才涌现出来的，回归自然、重识田园之类情思，实是作者近几年来诗词创作的一大母题。显然，这值得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在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和中国经济不断壮大、城镇化越来越深入的今天，能够跻身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大城市工作生活，无疑是人生成功的一大标志。但是，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之中，人们时时刻刻总是处在以量化为主的工作和生活思维之中，绝大部分人实际上被裹挟甚至“绑架”在这种潮流之中，失去了反思和反动的能力，更失去了反思和反动这种生活状态的情怀。
作为诗人的作者对此的反思显然并未缺位，其近年来的许多诗作，都流露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疏离乃至“逃离”的动向，无疑为现代人的这种工作生活思维、状态提出了另一个面向的真实——异化，并再次进行终极追问：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这种反思贯彻到了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作者对于年假返乡探亲就非常珍视，从而表露于《大寒至除夕近》《除夕南下故园》之类的作品中：“半城过客别京华，怅我岁除方返家。迟赴高朋洗尘宴，还乡第一探梅花。”“岂因魍魉废乡情？除夜江淮故里行。闻报还家逢瑞雪，寻梅沽酒绕西城。”
对于仍然沉迷于大城市生活中的人们，这种情怀自然是无法体认的。很多人认为现代人生的全部就是工作，而日趋严密、精密的程序、机制异常复杂地“绑架”了现代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你只能陷入到这样一个情境之中，而无法抽身进行另一种生活情境的开展。这种工作生活状态容易使人被异化成了机器人，内心越来越扁平化。这种扁平化了的人越来越适应了这种状态，而那些真正在内心或思想精神层面有所追求者，就与现实生活、现实世界形成了巨大的矛盾性张力，每每让其精神痛苦不堪。
当然，这种异化也好，痛苦也好，都是19世纪末以后人类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所呈现的“现代性”的应有之义，但始终保持人的主体性和应有的抗争，这本身就是人类在适应新的发展情境历程中能动性的最好呈现，而对于一般人来说，则这种抗争已经极大地被削弱了，围绕着以金钱为核心的工作生活的展开，就成为现代人、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现代人无可回避的生存现实。
在春节这个中国社会习俗中极为重要的节日，作者想到的仍然是“忘营营、此身非我，盼岁除、无复苦奔忙。身如寄、但心安处，便是仙乡”（《八声甘州·人间除夕》）在收获了优厚的物质条件之后，人的真正的内心却并没有得到安顿和满足，这是人的问题，还是现代性的问题呢？在古代，如陶渊明者尚可以归隐田园，现代人又怎么可能呢？因此，重塑价值观，乃是现代人在当前和未来所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也是笔者撰写《价值本体论纲要》和《“新文化主义思想”宣言》的原因之所在，而提倡“休闲”思维，以将现代人“从偏重于物质境界（经济利益及相关的权势、地位等）的追求中将自我解放出来”，一直是笔者的一个理想，因此对于作者诗中的这些理念，是能够真正认同并表示非常的赞赏的。
而在各种有限的抗争和反思之中，诗歌创作显然是最有代表性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郎的诗词凸显出了其“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的精神品性和审美品性，虽然其表现方式仍然是传统式的，被传统诗歌的含蓄蕴藉品性所包裹，而没有体现出淋漓尽致、豪放磅礴的境界。但仅仅是在此种意蕴层面的“无我之上之有我”的挣扎，就已经鲜明地凸显出现代人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某种“神味”了。
时代在不断发展新变，杜甫“三别”“三吏”所曾经贴切的时代情境，当然不可能涵盖未来社会的所有面向、意蕴，陶渊明式的隐逸式独善其身，当然也回避了现实世界的种种丰富、复杂的纷扰。20世纪以后的诗歌如果不书写我们现代人在现代情境中的情感、思想、追求和痛苦、纠缠，又怎么能在意蕴的最高层次上推进诗歌创作的境界，从而臻致更高于中国传统文艺旧审美理想“意境”的新审美理想艺术境界——“神味”呢？如果说类似《石壕吏》这样的作品以具体的事件作为书写的内容而呈现了诗史的品性，那么周郎的这种对于现代人在大城市的现代情境与内心独特追求的书写，则毫无疑问就是另一种诗史的品性了。
而周郎诗词所体现的更为深刻的意蕴是，在现代生活越来越便利的今天，除了特别行业的从业者之外，终日忙于工作而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从乡村走出来的人，却已经没有了时间再还原到以前的乡村生活状态和情境之中了，即现代都市的人们反而患上了、而且是更容易患上了浓浓的乡愁，这是对于现代生活对于人的异化的何等讽刺啊！
这些意蕴，作者都是深有体会的，并通过一些不经意的细节表现了出来，比如《故乡除夕》云：“欲寻年味似当初，往事模糊岁月徂。偶向新居翻旧箧，一灯还照小人书。”故乡近在眼前，但却就是再也不能真正接近，这是怎样的内心的纠结！
就在笔者阅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刚从乡下老家回到城市，在紧张的在线教学之余专门抽出时间回到乡下老家看望母亲，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但面对农村的一切，却感觉真正陌生了，回不去了！这一天是2020年3月19日，笔者也从乡下老家的床底下翻出了1994年左右在烟台求学时期购买的一批图书，因为长期奔波在外，它们就一直被冷落在老家了，虽然深藏床底，但还是落满了厚厚的浮尘。笔者特意挑拣了几本比较新的，带回了城市中的家。因此，对于作者诗中所写的这种情境，笔者是倍有感慨的。以前看过的书侥幸还在，但以前时光中的那些快乐、青春、情怀和理想，却再也不复存在了，它们宛如曾经的梦幻一般，可以再次仿佛而徘徊在外，却再也无法进入其中了。
在这样的情境中，假如再外拓到中国40多年来城乡之间的差距，以及它对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们所造成的巨大的疏离感和撕裂感等现实，则我们这一代也许是最后的见证者和因此而怀有浓浓的乡愁者了，更加年轻的一代心已经不在此，不会在此多加徘徊，而年纪越来越大的我们这一代，却渐渐精疲力竭，越来越感觉到对于拂去心头的浮尘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是，我们显然是不甘心的。
五
《战疫诗史三百首》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和时代价值，艺术价值与艺术成就均甚有代表性。
第一，以组诗的形式、形散而神不散的精神来书写社会的重大时事，《战疫诗史三百首》乃是前无古人的尝试。诗歌的这种思维，其实质乃是一种散点式的凝合表现。笔者自2019年开始创作的大型长篇组诗《中年》，采用的也是这种思维（目前已经创作到第662首），因此对这种思维的具体体现和整体的构思是非常有会心的。这种思维或精神，实际上就是以意蕴为核心的创作思维。以意蕴为核心的创作思维在单独或规模稍小的组诗之中，其优势是不易体现出来的，而一旦形成为较大规模，则其优势和特色就非常明显了。笔者曾称赞过作者此前已经出现的“诗史”性质的诗篇：“其尤堪称代表作者，则‘新三别’（《留守别》、《工伤别》、《逃学别》）之制，袭老杜之心肠而翻出新意，乃善于捕捉时代热点之成功之作，‘神味’尤盛！余之‘神味’说以‘叙事性’为最高诗性（‘叙事性’寄在‘细节’之大用），故叙事诗高于抒情诗，‘神味’之为新审美理想而突破、超越吾国传统文艺之旧审美理想‘意境’，此亦关键之蹊径，此由周郎之作亦得一证矣。”
并且，笔者将此类作品誉之为逐次而高的“才气”“奇气”“士气”三种境界中的“士气”境界，而在“叙事性”还不能以“叙事诗”的文体形态呈现的时候，则以意蕴为核心来凝集式地反映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就不失为一个好的策略。因为“叙事性”的最根本意义，也就是以最为丰富、复杂的态势表现最为深刻的意蕴，从而凸显作品文本及其艺术境界的“神味”，而组诗的形式，其根本的特点恰恰就是充分地延展了文本的容量——因为古代诗词趋向于“神味”或其他审美理想艺术境界的追求的根本制约因素之一，就是文本容量的短小——从而为现实生活的丰富、复杂的凝集提供了有效的可能性面向。虽然组诗的形式仍然可能是以抒情诗为主体的，但较之以“意象”为主来建构“意境”艺术境界的根本思维，毕竟已经向“神味”这一新审美理想艺术境界靠近了一步，因此可以很好地成为诗歌创作未来路径的有效启示。
第二，是作者为“诗史”所烙上的特殊本色。《防疫时光》云：“无缘成佛系，有幸远红尘。身静思三省，心遥忘六亲。求安避瘟鬼，追梦唤诗神。瓶插梅花影，先迎半室春。”作者整个心潮涌动、情怀浩荡的战疫诗篇，固然因上述种种而具有诗史的性质，但这种在疫情之非常时期，因为现实的种种而表现出来的特有的情感、生活情态和现实情境诸维度上的日常生活的书写，却更凸显出了诗人的某种本色，因此种本色而特别彰显出诗人在上述维度上的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情形之为诗史的性质，从而为诗之所以为诗史的特色增添了更多的色调，而具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意义了。
抗疫初期，网络上曾流传开来一种苦涩的调侃式的话语，谓安居在家即是为国做贡献，当个体在利用网络工作之余只能宅在家中的时候，则第十乐章《非常春光》中的《瘟疫季故园寻梅》《百城空巷独赏蜡梅》《大疫时节觅蜡梅》《鹧鸪天·故园黄梅吐芬防疫未得如杭尽赏》《闻江南梅花已绽恨不得观》《望海潮·避疫未赴杭州寻梅乃再忆》《临江仙·大疫时节忆江南古梅花》《夜游宫·庚子元旦植水仙洎今未绽》《蝶恋花·梦游江南之春》之类诗篇所体现出来的，就更是一种淡定静美的心境了。在纷纷扰扰的抗疫历程中，只有真正的诗人才能不失其固有的本色，并以此种固有的本色为诗史这一独特的体制增添一种额外的特色。
第三，《战疫诗史三百首》以“现实性”品性、精神为核心，真实而较为全面地对新冠状病毒疫情相关的内容进行了书写，既具有当代诗史的艺术价值，也代表了周郎诗词创作的新面向、新开拓。
比如，以灵活多样的旧体诗词的文体形式对于时事的书写，以及对于风骚及历代大诗人如李杜诗歌优长的借鉴与个体式调整，均是集中较为突出的亮色所在。
再比如，传统诗词在漫长的创作传统中形成并固守了以创作五七言绝句、律诗为主的态势，从而导致诗人们在实际上已经适应了相应的文本容量极小的情形，并将其当做了一种“正常”的态势，而很少有人自觉而有意思地对此态势产生突破的思维或想法。而由于此次疫情所对应的现实情境的丰富、复杂性，作者就有意无意地有效地打破了这种限制，写出了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长篇大作和系列组诗，如《黄鹤归来辞》《清明国悼辞》《武汉解禁辞》《春兴八首》《白衣归来歌》《闭城满月戒尽欢》《疫苗吟》《夏草吟》《夜踏残雪于疫中》《汉詈谣》《三国建安五子皆亡于大鼠疫》《汴京之殇》《世界大战疫》《世界大疫史悲歌》《驰援列国大道行》《惊蛰梦闻九州疫灭乃随徐霞客遨游大好山河》等。这些作品既丰富了作者创作的风格特色，又显示了其卓越的开拓能力，在集中显示了异样的沉甸甸的力量，乃是周郎诗词的重大创获。
因此，《战疫诗史三百首》集中的短篇不论，仅仅是数十首长篇大作，已经足以支撑起一部诗集了。综观之，收在主题序曲《屈杜忧思》里面的长篇骚体辞三部曲《黄鹤归来辞》《清明国悼辞》《武汉解禁辞》和七律组诗《春兴八首》堪称整部诗集《战疫诗史三百首》总括式、压轴式的代表作。
创作于3月19日的《春兴八首》，乃是继承杜甫《秋兴八首》体制、风格写成。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春兴八首》，作为本文的完结：
其一
番信风吹九郭门，回青草木感春恩。
羡看柳色邻桃色，逃脱毒痕和血痕。
雷火神山人裂肺，莺花帝阙我伤魂。
一株冠杀三千众，巷议频呼溯祸根。
其二
阴阳相半又春分，玄鸟归巢风日薰。
粲粲新樱开万树，萋萋宿草掩千坟。
王师撤队铙歌奏，楚患清零捷报闻。
祸首源头未明察，依然谜局罩疑云。
其三
兵临城下御何迟！失陷初心板荡时。
公德照妖疑宝镜，良知解毒是灵芝。
哨鸣万众燃烽燧，勇募八方捐赈资。
霁月光风满天地，春来花柳更无私。
其四
八十万人长滞留，始闻专列发荆州。
珠三角已花争放，泪两行兮涕暂收。
复产复工家国梦，出关出郭稻粱谋。
天涯海内皆兄弟，楚客何曾是寇仇？
其五
雪霏霏罢柳依依，天使皆从地狱归。
回首方舱空篑席，豁眸园圃正芳菲。
公衙自此轻乌帽，草野缘君重白衣。
深掩功名隐于市，杏林春暖愿无违。
其六
七十一年罹百凶，国祯人定胜天功。
鸡鸣万户禽流感，螺伏千江血吸虫。
非典诛除拔长剑，新冠射落挽弯弓。
深庭闲坐春光里，稗史重听白发翁。
其七
炎黄苗裔几多灾？兵燹瘟魔蹑踵来。
异代劫灰龙虎殿，逆天腥雨凤凰台。
万方魂聚山同撼，九派流长枝又开。
四大文明安在否？独存千载亦奇哉！
其八
海内班师花欲燃，檄驰境外又烽烟。
驼铃更拓新丝路，鲸浪同撑普渡船。
百足毒虫僵不死，五洲义士斗弥坚。
毕功共赏流星雨，洒满重洋彼岸边。
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此一疫，人类社会的生存观念必将得到调整和重塑。在目前全球仍然忙于战疫而未见彻底的胜利之前，我们只有对人类未来前途的信心和美好祝愿——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朵花，在真正的春天到来之前，它们是绝对不会成为落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