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公元1662年～公元1722年）朝，以文学近侍而势位赫奕、声名卓著的人物，如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就他们的学问而言，均是一时的士林之秀。但是，就史料所载文字看，这几位，在当时就已经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在当时就被弹劾攻击。可见，他们在其所处的时代，就已经争议很大了。这种争议，既然留存于历史，那么，后来的人在看这几位时，自然会受到相关记载的影响。于是，他们的争议，也就会持续下去。
本篇专讲这几位之中的徐乾学。
既然开篇就说到了徐乾学的争议性，那么，就先从对徐乾学的评价开始。
先看正史《清史稿》所云：
“儒臣直内廷，谓之‘书房’，存未入关前旧名也。上书房授诸皇子读，尊为师傅；南书房以诗文书画供御，地分清切，参与密勿。乾学、士奇先后入直，鸿绪亦以文学进。乃凭藉权势，互结党援，纳贿营私，致屡遭弹劾，圣祖曲予保全。乾学、鸿绪犹得以书局自随，竟编纂之业，士奇亦以恩礼终，不其幸欤！”
可详见《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一·列传五十八《徐乾学传》
《清史稿》说得很清楚：
徐乾学等人，都是因为文学、学问成为皇帝近臣的。但是，这些人却凭借权势，群而结党，互相援引，纳贿营私，导致被多次弹劾。不过，他们的结局都还算幸运，因为，他们有皇帝的维护保全。
许三礼曾说：
“既无好事业，焉有好文章，应逐出史馆，以示远奸”。
此当是许三礼弹劾徐乾学的文字，他话说得很有力道，也非常重。
〔许三礼，安阳人。早岁曾受业于著名学者孙奇逢（世称夏峰先生，直隶容城人）门下，并苦读于林虑山中。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中举，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进士。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赴京谒选，以讲学为事，与当时的名士魏象枢、叶方蔼等过从甚密。莅浙江海宁县知县，创办“海昌讲院”，亲自到讲院授课；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邀黄宗羲赴海宁讲学；此后，黄宗羲一直往返于余姚、海宁之间，主持海宁讲席达5年之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四月，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时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并纵容子侄贪赃受贿、广占田产，上疏弹劾；徐乾学的三弟徐秉义，文行兼优，则向朝廷恳切举荐，希望加以重用。〕
万斯同《传是楼藏书歌》云：
“东海先生性爱书，胸中已贮万卷馀。更向人间搜遗籍，真穷四库盈其庐。”
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斯同对徐乾学（东海先生）的学问和藏书，是非常敬佩的。
黄宗羲在《传是楼藏书记》中说：
“世之藏书家未必能读，读者未必能文章，而先生并是三者而能之，非近代藏书家所及。”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对徐乾学的藏书、读书、文章，都给予高度的赞扬和肯定。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3卷中说：
“其纯然为学界蟊贼，煽三百年来恶风，而流毒及于今日者，莫如徐乾学、汤斌、李光地、毛奇龄。”
梁启超对徐乾学的批评，最为深重，甚至称之为“学界蟊贼”。根据原文，简单分析，梁启超对徐乾学的批评，虽冠以“学界”二字，但并非攻击其学术，主要着力点还是在其人格品德上。
说完对徐乾学的评价之后，简单看下徐乾学其人，详细情况，可参看《清史稿·徐乾学传》等史籍资料。
徐乾学（公元1631年～公元1694年），字原一、号健庵、玉峰先生，江苏昆山人。
徐乾学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顾炎武的外甥，与弟徐元文、徐秉义皆官贵文名，人称“昆山三徐”；清代大臣、学者、藏书家。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徐乾学中进士第三（探花），授编修。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徐乾学副蔡启僔主顺天乡试。
先后担任日讲起居注官、《明史》总裁官、侍讲学士、内阁学士。
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升左都御史、擢刑部尚书。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典会试。
徐乾学曾主持编修《明史》、《大清一统志》、《读礼通考》等书籍，著《憺园文集》三十六卷。
徐乾学家有“传是楼”，乃中国藏书史上著名的藏书楼。
评论已罗列，其人已简介，终于，可以讲说其事了。
关于徐乾学的事情，清人赵翼听先辈们讲述过，大体如下。
徐健庵（即徐乾学，健庵乃其号）因为文学和学问，在康熙时期，受到皇帝的知遇。
传说，在徐乾学风头最盛的时候，他以其掌握的权势奔走天下，奖擢提拔出身寒微、家境贫窘、才能优异的士子，尽全力笼络隽秀的人才，并以此为计策和手段，邀取大名。
就因为这样，徐乾学在士林的声誉很好，被目为一时众望之所归。
那个时候，徐乾学住在京师的绳匠胡同。
绳匠胡同，老北京的地名，现菜市口大街所在位置。该地名的来源有两种说法。第一种，传明代大学士严嵩（明、清两代，习惯称授大学士为拜相，但无正式宰相名份。）曾居住此地。第二种，传明代这里集中居住了绳匠，故名绳匠胡同，谐音丞相。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公元1736年～公元1795年）时，改名为神仙胡同，后改为丞相胡同。公元1965年，改名菜市口胡同。
那些希望升进的后生，为了在徐乾学那里找到门径，他们就在绳匠胡同周边租赁房屋租住下来。
每天五更（凌晨三点至五点）时分，租住在周边的士子，会早早爬起来，等到徐乾学要入朝时，他就开始高声朗诵诗文，并且一定要达到让徐乾学听到的效果。这样持续朗诵几天之后，徐乾学一定会想办法物色此五更读书之人。通过与这凌晨朗诵之人面见、交流、了解之后，只要发现其人有所长，徐乾学一定会为其人播扬美誉、宣传名声。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时绳匠胡同的租赁价格是别处的几倍。
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官区房”呢？
后世的社会中，有臭名昭著的“某区房”。仅就社会发展的进程看，这种“某区房”，比之清代的“官区房”，一下子就落后了三百年，是不是很讽刺啊？
一笑！
最初的时候，徐乾学大概也是抱持了一种“为国谋才”的心思，所以，开始时，他在荐举那些个贫寒之士、优异之才时，是不接受财物、不收受贿赂的，他都是出于公允平正的心，以人才能力的高下来举荐并安排他们等差。
相传，乡试、会试的年份，都是诸位名士邀约，在郊外聚会，他们会先私下拟定当年乡试、会试的名次。很多时候，考试结束，正式放榜，榜上名次，多与诸名士所拟相合。所以说，那时候，名士的声望，在士林还是很重的。也不见得一定要亲自主试，才可以评定士子的甲乙。
这个细节，需要啰嗦几句。中国的科举，既有有它的官方硬性制度，也有它的社会灵活实际。自科举制度建立，直到其被废除，其间，中式人员的名单与次序，是考试成绩和士林风评合力的结果。这一现象，读史者当心中有数。了解此，方可会心文中相关情况。
那个时候，徐乾学主持士林，风气所向，众所附随。所以，他登高而呼时，执掌文柄的人，没有不跟从附会他的。也就是说，凡是徐乾学为其邀誉的士子，在科场上，典试者都会将其判入高第的。
就是因为以上情况，所以，那时游走于徐乾学之门的士子，大都能得中科第。
当时，有一翰林杨某，是徐乾学的中表（父亲的姊妹之子为外兄弟，母亲的兄弟姊妹之子为內兄弟，合称为“中表”。见《汉典》）。八月初，杨某在朝中遇到了徐乾学。徐乾学问杨某道：
“您想主持顺天的乡试吗？”
主持顺天乡试，对京官而言，属于外放学差。外放学差，对翰林来说，是美事，因为过程中，会有很好的收入，特别是顺天这样的地方。
听徐乾学这么一问，杨某说道：
“如果可以，那是非常幸运的事了！”
徐乾学继续说道：
“顺天乡试，有几位名士，是难得的人才，不可以让他们落榜啊！”
等到当天晚上，徐乾学就派人用小红封送了一张名单到杨某处，这封名单，已经把本次乡试录取的前面的名次排满了。
第二天，朝廷委派杨某为当年顺天乡试主试的命令就下达了。
杨某到了顺天之后，乡试结束，因为之前有徐乾学递送的名单，不得已，杨某只能与诸位同考官一起议定，将徐乾学递送名单上的士子全部录取。
顺天乡试发榜之后，京师为之哗然。
康熙帝听说此事后，降谕旨，要亲自审问。
杨某大为窘迫，没办法应对，他只能向徐乾学求救。
徐乾学对杨某说：
“毋须胆怕，您吃完晚饭后再回去！”
次日，有人在康熙帝跟前称贺道：
“大清立国初期，朝廷以美官除授汉儿，汉儿都不肯接受。现在汉儿营求科目，多列榜首，足见人心归附啊！这真是皇上治理有道，可以为之庆贺啊！”
康熙帝默然。
于是，关于顺天乡试的事情，康熙帝也就搁置了下来，没再追问。
那些向康熙帝道贺的话，是徐乾学当即安排人传达的。
曾经，还有人呈递具名贴到徐乾学门下，每次都会送给管理门户的人十两银子。那人只是呈递具名贴，但是，从未求见，他只是叮嘱管理门户的人，将自己的具名贴呈送给徐乾学就好了。
管理门户的人觉得那人很奇怪，就悄悄把那人每次送自己银子、只递贴、不请见的情况向徐乾学说了。
徐乾学就对管理门户的人说：
“那人下次过来，您无论如何都要留住他，我要见见他。”
那人再来时，管理门户的人留他。那人还故作踌躇，说道：
“我的诚意还不够，没到时候，我不敢求见！”
管理门户的人强烈要求，那人才跟去见徐乾学。
徐乾学问那人道：
“请问，您是有什么大仇没有报吗？”
那人回答：
“无有！”
徐乾学又问：
“那您为什么逡巡于门前而不敢说话？”
那人也不做回答。
后来，徐乾学再三追问，那人才说，他是想成为下一科的状元。
徐乾学也不避讳，直接说：
“下科状元，已有人选了。您可以考虑状元以外的名次。”
那人说道：
“状元之外，我别无他想。下科不行，我宁愿再迟一科！”
须知通常情况下，状元三年才出一个，下科之外，再迟一科，当是四到六年之后的事了。
徐乾学竟然答应了他。
但是，徐乾学不久就罢归了。
那人也就没有中第了。
关于徐乾学的举才的轶事，根据清人赵翼《檐曝杂记》卷二《徐健庵》一节，已经讲述完毕。
文末，可以再想想。
为什么徐乾学等人生前身后会一直存在争议？
撇开权谋的龌龊与勾斗的肮脏，简单来说：
或许，社会对读书人的要求，品德一定是在学问之上的！
（全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