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清华：

当代的诗词创作入史，看起来应该不是问题，但为什么又会是一个问题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概念的问题。“新文学”是以白话文、或者现代汉语为主要载体的，当初发生时就是以反对旧的形式与旧的文言为条件的。但是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改造，新文学已然是成熟和优势之物，旧体的文学如今已经成为了“弱势对象”，还要继续排斥旧体诗词，就显得没有必要，也不尽合理了。所谓“新文学”应该指的是新时代、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文学，而不止是“形式和语言上新”的文学。

第二，“入史”的方式。入史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神圣的事情，但是谁来写史，怎么写和写什么，如何处理旧体诗词的这些对象，是很偶然的。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一位如此写史的人，那么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事实不是这么回事，关键是要有广泛的认同，一个写史的人可以“硬性地”将他愿意写的东西写进去，但真正得到认同，成为必要的谱系性知识的一部分，才算是完成了历史使命。所以我认为，“入史”有“表与里”两个方式，表面上入很容易，实在不行我们自己写一个嘛，但是实际上能够毫无争议地入史，被广泛认同地入史，才算是真正解决了问题。

第三，事情的本质，一方面是当代文学的知识谱系能够实现包容，另一方面也是中华诗词能够融入到这一文学生态之中，没有隔阂地进入这一文学场域之中，这是问题的关键，如何做到实质性的入史，旧体诗词的传播与接受，实现其社会影响，这是官方和政府要提倡的事情。比如，你承认中小学生写作文时可以写一篇旧体诗词，那就不一样了。旧体诗词进入公共性的当代社会生活，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

第四，从旧体诗内部看，也要努力实现对于现代汉语的适用、适应，而不再是使用“死去的语言”。旧的语言虽然典雅，但是其书面性和不及物也是问题。能够使用旧形式来处理新经验，应该是旧体诗词的发展方向。唯有如此，中华诗词才能够在新文学的大家庭里找到自己不可或缺的位置。

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 黄强：

现当代文学史也是一个不断调整史观的过程。从早期的钟志清在清华大学讲新文学史的时候，当中的作家、作品，包括评价也都在调整，有相当一部分现代作家都有很深厚的诗词功底，我有一年看郁达夫的一篇评论，就说他的古诗词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叫直追唐人。就说他的诗词造诣是很高的，可是你看我们的文学史，我读过郁达夫的沉沦，读过他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可是我没有读过郁达夫的直追唐人的那些古诗词创作，因为我们的大学里边的课程设置，古代文学到清朝就结束了，就直接进入了现当代文学的学习。包括我们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也写过不少古诗词。最近我们在出版他的叶圣陶日记里面也有不少的诗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当代文学史也多次有过讨论，早期的现当代文学史里面都是以亚文学或者严肃文学居多，后面有一段时间讨论过通俗文学要进入现当代文学史进入的不够，后面把这一块好像也加进去了。我的意思是现当代文学史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那么第三个就是刚才各位老师说的。入史是没问题，但入哪个版本的现代文学史，现在文学史教材是很多的。不同的高校都有。我们有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的，有全国规划教材的现代文学史，倒是真的可以跟他们讨论。然后如入哪些诗家，入哪些诗词，这些诗词如何评价，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刚才听了陈福林老师说的，我非常赞同。至少有一些基础性的铺垫性的工作要去做，我在设想就是现代文学史是怎么样一个经典化的过程。那首先是当年先编了几大卷的新文学大系。鲁迅也编了小说卷，新文学大系洋洋洒洒的好多卷，出来之后，然后把作品挑出来，然后不断的有大学老师在里边讲，然后接着有一些现当代文学史的著作出来，以至于到现在就成了一个在近10年、近20年来的显学。

另外这儿有个当代诗词史，我想是不是也应该有近代诗词史？有现代诗词史？把这些基础性的铺垫性的工作做好了之后，入不入现当代文学史，它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还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个人觉得都会引起文学界或者学界的重视。那么我们也愿意就这样的话题，这样的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也尽一点绵薄之力。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钱志熙：

现当代诗词入史这个问题我其实一直也在关注。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论文，《论诗词创作传统在当代的延续——对新时期诗词创作复苏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发表在首都师大编的《文学前沿》2000年第2期上。在那篇文章里，我把现代的诗词部分，分为学者群体、旧民主革命家群体，新民主革命家群体，还有新作家群体。对当代诗词从萧条、沉潜到八十年中后期开始复苏的情况也有所分析，其中也介绍了像《海岳风华集》这样的当时有一些影响的群体。后来还写过有关夏承焘、钱钟书、胡先骕，和我导师陈贻焮先生的诗词的多篇论文。这些与诗词入史都有些关系。现当代诗词当然要入史，这些年，现当诗词的研究论文乃至著作，也陆续出现，现代即五四后到四九年的部分，也出现了一些近于史的著作。

一种文学现象入史，史家接受是一个方面，事实又是一个方面。就事实上，有几个诗词家其实以可以说已经进入文学史的，鲁迅、毛泽东诗词的当代影响大家都是熟知的，其他诗人如聂绀弩、沈祖棻、夏承焘等，其实在学术界、诗词界，甚至更广泛社会群体中，都已发生影响。其实他们已经在当代文学史中，史家写不写他们是另外一回事。当今的一些诗词作者的作品，也在程度不同地传播着。

整体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也包括现代文学著作）没把诗词写进来，还有时段、文体、框架不好处理的问题。现代当文学是以五四发生的新文学为叙述对象的，最初叫“新文学史”。叫“新文学史”，自然还有一个“旧文学史”。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将新旧文学放在一起来叙述的。这个框架，后来没有人去继续。后来的文学史，就不用“新文学史”这样的名字，直接用“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这样的时段性的题目（当然，可能现代文学专家认为“现代”不仅是一个时段的名称，还有“现代性”这样的意义在里面）。这样子，现当代的旧文体创作，尤其是成果颇丰的诗词创作，就被无形地遗落了。我认为从史的建构前后方面来说，这是诗词等旧文体被遗落的一个关键所在。

我觉得现当代诗词怎样入史已经是一个必须要做的工作。刚才有专家谈到要先选出一些文本，这是对的。这些文本怎么出来？框架怎么建构起来？哪怕写的比较粗糙，但是总得有一个能够比较全面反映五四以来的诗词创作的全面的情况文学史与教材，要有一定的周延性。

总之，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文学史有一部分是作家建构的。现在讲唐诗离不开唐代诗人自己的评价，离不开宋元明清对唐诗的接受史。基于这一观点，我有一个想法，认为清代的诗歌史还没有真正被建构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新诗进来了，诗词自身的传统断裂了。如果当代诗词继续的发展的话，那么古代的诗歌史的一个结构也会完整起来。所以这个工作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另外，我也同意说我们独立写一本现当代诗词史，但是理想的还是应该跟整个现当代文学放在一起叙述。甚至在现当代诗词加进来以后，也许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些结构，一些观念也可以做一些调整。因为我们写到宋代没有把词和诗分开来写。写到唐代，我们没把古体诗、近体诗分开来写。当然情况不一样，他们那是从自己传统里面过来的，我们这个是有外面的一个强大的新诗过来。但是中国文学也一直接受外界影响，中国的思想也一直接受外界的影响。

至于著作现当代诗词史的作者，我觉得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当代诗词作者里面有理论修养的，一部分是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还有一部分古代诗词的研究专家。三部分融合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够完成的，当然他们之间会有不同观点，甚至有冲突。总之，入史不要成为一个一再拖下去的事情，但是也不要成为特别的焦虑的事情，我觉得即使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当代诗词既然出来了，史家肯定要来叙述它的。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陈福民：

我觉得诗词入史这样的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首先一个，是“诗词写作”应不应该入史。在这个层面大家都有共识，虽然也不是绝对统一，但是有一个基本共识，认为它有一个庞大的写作群体。从民国以来虽然这个传统已经断裂了，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学实践从来没中断过。从体量看也好，从参与人群看也好，它是我们中国文化创造实践一个不能回避不能否认的现实。所以说当代诗词应不应该入史，我的基本判断是应该入史。这在学术层面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但这只是问题的第一个层面，那么第二个层面应该考虑的，就是它通过何种方式与途径进入文学史写作，质言之，如何去落实。这是非常具体的问题，讲到“入史”大家都说应该，由谁，并且怎么处理？这就面临一个操作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去面对不去讨论，那么无论我们在学理层面把“诗词入史”论证得多么圆满，它仍然是一句空话。

我们应该知道，文学史写作基本是一种个人性的学术创造或学术活动，比如刘大杰先生写《中国文学发展史》，洪子诚先生写《中国当代文学史》，都是个人独立完成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倾向于个人写史，而个人写史能否接纳“中华诗词”这部分内容，在根本上取决于文学史写作者对“诗词入史”这个问题有明确的认同，这个是写作者的自由权利。从目前的总体情况看，大部分文学史没有收入“中华诗词”这个板块，只有张炯先生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里边收入了中华诗词这一部分，我们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在上个世纪80年代集体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收入了《天安门诗抄》。但这相对来说都是个别现象。

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文学史写作者在理念上要意识到这一板块是当代文学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下的中华诗词写作面对着一个跟古典文学、传统文化或者跟农耕时代以来所形成的文明传统断裂之后如何对接的状态，在这样断裂的状况下，文化语境、词汇、意向以及一个词汇所含载的作者主观情志都发生了变化。我们说写七律或者写五绝，虽然形式都一样，但是你的词汇、韵诗在当下的情况下能否达到你所期待的那种理想状况，这都有赖于我们填平或者跨越唐晓渡老师所谈的鸿沟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今天把过去的古典的一切都看作垃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有了一个可以填平或者跨越鸿沟的一个时代条件。

现在中华诗词学会有3万会员，事实上从事这个写作的可能还远远不止3万人。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写作者们创作的诗词其实面临着一个“技术升级”的局面。就是说逻辑上他们的写作质量应该让文学史家认可。当然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是文学史家认可你的那些史家的标准真的那么对吗？但是不管怎么说，文学史，的要求比较高，尽管我们可以从单一门类出发写一部“中国当代诗词史”，但这个相对来说门槛比较低，因为门类史可以不必兼顾文学史的各门类各题材的综合性高要求，但是如果要让总括性的文学史认同的话，就不能因为说你有很多人写我就必须收入，我得要求你写这个跟我做的那些门类那些小说，那些戏剧等等达到相应的同等水准，我这个文学史才可以成立。这是一个学术上的尺度，而不是某种个人意愿能解决的问题。

在操作步骤上来说，我是比较认同前面几位老师谈的，就是说首先我们取得了共识，我们认为应该如史。然后下面就是需要编几本精选集本，应该编选出能够代表我们这几十年当代中华诗词写作最高成就的有说服力的几个选本。因为我没有关注过，并不代表以前没有过这样的选本。我觉得是要落实也好或者要往前走也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在寻求中华诗词入史的同时可以先行一步，可以自己先编一本，比如说40年或者80年中华诗词史，或者不管是什么年限，总归可以由各位老师们去考量，自己先编这么一本书。我觉得可以参照古代文学史或者其他文学史的体例，去认真编一部《当代中华诗词史》。有了一本当代诗词史，有了几个精妙的选本，这些基础性工作做好，我相信入史工作会往前走，未来文学史家会认同这个事情。

最后还可以考虑与宣传、教育部门共同沟通研究，讨论一下文学史教材编写上“诗词入史”的可能性。假如有关部门认可这个意向，出台一些指导性意见，我相信所有的文学史写作者都会更加注意这个问题。这对事情的推动有事半功倍之幸。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周文彰：

在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当中诗词没有诗词的位置，这是事实，我特地买了几本翻了翻，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新诗等都有，就是没有诗词。诗词入史是马凯同志的一个心愿，他多次讲过这个问题。我接任会长工作以后，我们班子进行了多次讨论，准备从几个方面落实。一是请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们座谈，听听大家的意见，动员大家能够重构当代文学史。二是想找国家社科办把对当代诗歌的研究列为社科规划项目进行研究。三是请出版社把关，没有当代诗词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今天，我们中华诗词学会联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诗刊社共同召开这个会议，开得很成功！

按理讲，诗词入史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因为第一，中华诗词在当代文学当中是一个客观的文学存在。中华诗词作为国粹，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大家注意这个事实，它是个客观事实。第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诗词阵容，无论是组织、作者、刊物、作品数量和质量，都是相当可观的。第三，诗词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学价值，传承文言文，丰富人们的生活，鼓舞人们的斗志，陶冶人们的情操，其他文学样式能够起到的作用它都能起到，甚至它还起到其他文学样式起不到的作用。它以精炼优雅的语言，发挥着表达功能、反映功能、服务功能，都是十分独特的。《光明日报》发了一篇文章，叫《诗词的功能与诗人的社会责任》，谈得比较详细。

由于这三个原因，一部当代文学史没有诗词的篇章就是不完整的文学史。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当代诗词的文学史，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文学史，同样是文学，为什么其他体裁的文学有呢，就是没有诗词？。第三，没有当代诗词的文学史，就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的文学史。

既然诗词是传统的又是当代的，可是为什么没有写进当代文学史呢？大家对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一个原因是观念鸿沟，我们现在就是要跨越观念鸿沟，我们既享受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红利，同时也在饱尝着它所产生的后果。现在要把两者好好地平衡，消除文学上的断裂，弥合重建。第二，要拓展文学史的格局。文学史是一部不断变化的文字史，它既是一部现实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变化的文字的历史，取决于我们的视野，取决于我们的标准、观念，取决于我们的价值观，取决于我们的功底。所以现在当代文学史已经到了需要拓展它格局的时候。第三，培养开放性的胸怀。这个是由于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争论而形成的一些心理隔阂，是胸怀问题。实际上我们文学史的作者是不应该因为文化上的争论、斗争，而影响我们关于文学史的写作，我们应当客观反映当代文学史。虽然我们写东西不能摆脱主观，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主体认识图式，我们要求是客观地看问题，但是主体注定无法摆脱自己的认识图式，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定的研究框架。尽管我们摆脱不了，但是我们写史的原则却是客观性原则，因此要努力摆脱主观的束服，达到客观的反映，所以要有开放性的胸怀。刚才有的老师谈的非常好，我们应该是第三方，既不在争论的这一方，也不在争论的那一方，而是超越两者之上，否则我们不能说是一个合格的文学史专家。这些都是大家的观点，我这里只是加以集中归纳。

关于入史的起步工作，白烨会长一开始就提出来了。首先我们希望文学史家们在你们的著作当中把诗词单列一章。第二，大家也可以为诗词单独写史，中华诗词杂志社编写的《当代诗词史》已经出版，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请当代文学史家们加盟，进行修订。第三，我们好好选编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诗词，为当代文学史家们提供素材。

今天这个会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主要是请当代文学史界的专家们来，听听你们的意见，这一听我们心里踏实了。所以这个会在当代中华诗词发展史上，甚至我认为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重要会议。因为我们讨论了一个过去没有认真讨论的问题，达成了过去我们以为会有重大分歧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这次会议的总结。年终到了，大家在百忙之中能够参加我们的会议，充分表现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感召力、吸引力，充分地表现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家们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最后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