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子与汉字
——刘克胤其人其诗印象
易 军
一
原不知克胤能诗。
某大热日，我提袋小孩尿片从超市出，被明晃晃日头逼得眼花，肩头忽被人猛拍一把，却见克胤戴了那副标志性黑框眼镜冲我笑：“嘿！我出了本书！”
尔后不久，收到《刘克胤诗选》。翻开，现代诗，读来满嘴清香。那是2003年的事。
克胤是搞技术出身的。在西北工业大学学的是材料科学与工程，1988年分配到331厂做技术员，两年后转行，中心工作俗称写材料。1997年后，在株洲市委机关两个部门工作，吃的还是同一碗饭，一干就是6年。
写材料就写材料，居然还能诗，我没有想到克胤竟会来这一手。
总以为，写材料和写诗是两种逻辑、两种思维。真不知克胤是怎么切换频道的。
又某日，被告知新出旧体诗集《新风》，不禁感叹，这哥们还真能切换频道啊。那是2013年的事。
三年后，又出《三新集》，方知他的旧体诗创作已成大观。国家一级作家、中华诗词研究院原院长、中华诗词杂志编委蔡世平先生还给予特别关注，写下长文《当代文学视域下的旧体诗歌——以刘克胤为观察对象》。
蔡世平先生是中国当代旧体诗词大家，谈及克胤，作如是语：“他光头布衣，轻装简从，完全一个跋山涉水、嚼雪餐风的跋涉者形象，脚步到过了他能力够得着的想象与梦幻之地”。
这一大写意勾画，甚是精当。只是“光”字，还要稍加分说。
克胤原来喜欢理个板寸。留发短得不能再短、形同光头，是他40岁后才保有的习惯。按这哥们的表述是：不想在头上做文章，免得让别人抓辫子。
“布衣”，那是真家伙。克胤喜欢一身便装，不惯西装革履。家当自然不可能没有，但那只是特殊场合的专用。
“跋山涉水、嚼雪餐风的跋涉者形象”一语，认识克胤、了解克胤的人一定会赞同。他确实是那种追求精神滋养和照耀、又能给人以精神滋养和照耀的人。
克胤是体制内人，从央企出来，到机关工作，从机关下去，到地方历练，都是重要部门、重要岗位，光一个地方的行政一把手就当了整整8年有余。但于朋友，我更愿意把他当诗人看。
他有着诗人与生俱来的率真，甚至可说童真。
闲来无事，听其清谈，是一种享受。特别于饭局上，他总是天南海北，妙语连珠后，兴致勃勃以新作示人。有时还会声情并茂朗诵一两首，且不忌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与其出游，更是趣事。看到蚂蚁，他要蹲地以指挡道，研究一气。遇见新茶，他要扯点嫩芽尝尝，品咂一番。碰上童叟乃至拾荒者、扫地者，他要找个话头，搭讪几句。至于猫呀狗呀，似乎大小都与他有缘，相互嬉戏两头欢。
他还爱开玩笑。听闻其某日与会，欣欣然签到，可签到方不识“胤”字为何方神物，便低声嘀咕：这是个什么卵字啰？克胤耳灵，随即转身，微笑指点：就读“卵”！对方望着克胤，莞尔一笑：那我还真蒙中了。
此乃轶事，不知真假。
二
克胤性格算是湘人中的典型，开朗背后，是又刚又正。为官恪守初心，坚持原则，不愿随波逐流；为人豪爽义道，很讲感情，从不强人所难。他尤其不喜欢说话拖泥带水，拐弯抹角。这等脾性，在官场，自然显得有些“另类”。
但在又刚又正之外，他还有另一面。
他爱流泪。
某年夏日履新抗旱，看见田地皲裂，农民莫可奈何，他泪流满面；游览君山，现场听人奏《梁祝》一曲，他泪流满面；每年特定日子独处一室想念早殇兄弟，他泪流满面；写诗写到人间冷暖，他泪流满面……
克胤自言，他性格遗传了父母，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方式也受教于父母。
克胤出生地为汨罗江流域的平江县伍市镇，但若论祖籍地，不在这，在杨开慧外婆家的平江县向家镇。1942年，克胤的爷爷为躲壮丁，举家北迁至此，独姓一刘。克胤的父亲生于1936年，初小毕业，打得一手好算盘，种田种地样样好把式。其性格刚正，做人公道，处事干练，尤于教子甚严。他老人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当生产队长，虽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官”，却体现了当地外姓大姓对老爷子打心眼里的敬重。
克胤给父亲写过一首七言律诗。诗是这样写的：
笃信苍天有眼睛，也谈稼穑也谈兵。香烟上瘾三更味，薄酒无心二两情。棍棒能言曾劈雷，春秋圆梦老年庚。独门姓氏一轮月，朗照清风垄上行。
克胤的母亲生于1942年，高小毕业，一生勤俭，待人以宽，礼数周全，邻里皆以为尊。老太太生就一副菩萨心肠，又平日信佛，看不得作孽的人事，只要一看到，便眼泪婆娑，恨不得立马变身观音，手持玉净瓶和柳条，化了这人间苦难。
克胤也给母亲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谨录如下：
轮转春秋笑百年，往来风雨信由天。龙蛇都认儿孙福，贫富但余香火钱。昼缝夜洗新日子，荤煎素炒老炊烟。仁心比海深千尺，门对青山不羡仙。
中国过去的文人讲究“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但鲜有以自己父母为歌咏对象的诗歌。克胤给父母献诗，应源于他的赤子之心和他对父母人格品质的由衷敬仰。
克胤对父母的真情并非纸面作业。记得有缘见过老爷子一面。克胤吃饭时特意点了一盘蒸得绵烂可口的猪脚，大伙儿没领会他意思，只顾大快朵颐。吃到一半，克胤突然伸出一只手，罩住盘子：打住，打住，这半盘，留给我爷晚上呷。
对父亲，他不跟城里人那样，叫那响亮洋气的“爸”，依旧是乡下的叫法：“爷”。
“爷哎——”声音亮堂，听起来极为亲切绵和。
其母七十五岁高龄后一直多病，克胤身为长子，往来奔波，请医问教，亲侍汤药。辛丑仲秋，母亲年届八十驾鹤西去，克胤还是独自一人，狠狠哭了几场。
三
克胤父母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算得上读书人，对他一生的影响肯定很深。但若说影响到他怎么作诗，就有点远了。
不知是哪位方家说，诗人是在此岸与彼岸之间进行精神跋涉的一个苦行者，然而他又能在精神上享有丰厚的盛宴。这话说得有点高妙，于克胤却是熨帖的。
克胤一直乐于做这样一个跋涉者，也执着于享有这样一顿精神上的盛宴。他写诗，初为现代诗，不急不躁，不搞主题先行，随兴而至。本世纪初方发猛力，接连出版有《城市管弦》、《无名烈士墓前》、《刘克胤诗选》、《真实的声音》、《遥远的星光》五部。曾参加《诗刊》社举办的第二十四届青春诗会，获过若干次相关奖励。其诗作还得到诗坛前辈王尔碑、未央、叶延滨的鼓励与褒扬。
旧体诗创作则始于2010年。开始是鬼子悄悄进村的弄法，无人知晓。有次在饭局，见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个大黑笔记本，正儿八经拿几首新作的五言诗示人，方知这哥们开始操弄旧体诗。初不以为意，后来知道了，这“理工男”哥们，于旧体诗硬是动了真感情，还见了真功夫。
一般而言，为诗既要真性情，又要集读书之大成。克胤好读书，每日公务再繁杂，也要给自己留三两个小时。且不是消遣式的泛读，是往心里走的那种深读。读书之时，书房即为重镇，闲人免入，夫人孩子亦不能幸免。有五律《恕过》一诗为证：
书斋藏闹市，恕过不开门。一室我为大，孤身诗作魂。有心防日短，无意到更深。来客毋相扰，主人表谢忱。
克胤读别人的文字很用心，写自己的东西也同样用心。在一些正式场合的讲话稿，也大都自己构思，自己动笔，基本不用代劳。等到开讲，每每能引起听众共鸣，赢得听众内心深处的掌声。
他曾专门写过一篇洋洋三万字的长文《谈读书》，作为给当地公务员上党课之用。一个陈年老题能写上一个中篇，且能让人听得有味道，这是克胤的功夫。
熟知中国特色的人知道，在县（区）长这样的岗位上，撒尿时间都要靠挤。但克胤工作起来懂得举重若轻又举轻若重，读书写作一样都没落下。
四
克胤的现代诗是难得的清新，不隐恶，不夸饰，没有无病呻吟的个人倾诉，没有玄之又玄的高深卖弄。他自始至终坚持了一种道白式的写作策略。
《在一个被征收的山村遇上一群鸡》中他写道：
在一个被征收的山村/遇上一群鸡/……它们的子孙后代/是否还记得先辈们的住地/是否还能准确无误/在档案表上/填写自己的祖籍
这种写作策略，在浮躁的现代诗坛是另类，也罕见。以克胤的聪明能干，完全可以取点巧，换来更多的喝彩。
这种写作策略也延续到他后来的旧体诗写作中，如《荒村》：
独行四五里，终于见着人。二孩地上坐，应是黎家孙。娭毑出将来，双手搓围裙。言壮之南粤，屈指有三春。逐户还细访，大多同此音。周遭复勘探，菜地茅草深。野禾存余怨，老田蓄苦心。书声朗朗去，犬吠奢与闻。勿解其中故，十年变荒村。
这种无技巧写作看似容易，但稍不留意，便会掉进平庸油滑这个坑。
克胤却能笑吟吟地跨过这个坑。用蔡世平先生的话说：“他的诗有异质、有血肉、有锋芒……让诗恢复了在场的亲切，也让诗恢复了在位的尊严……求新不搞怪，有想法，但让想法扎根于泥土……让诗回到了吃粗茶淡饭的家里。”
这便是近代怪杰辜鸿铭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的“成年的智慧”了。
文学评论家、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陈卫女士谈及克胤的诗歌时，有过这样一段话：“这些诗语言朴素，不以技巧见长，而是更接近中国传统诗歌中常用的兴观群怨式的写作方式……刘克胤的诗歌相对明确：立足大地，焦点对准人……因此，我们看到，诗人更愿意显示出自己的公民意识而非诗人意识。”
确实，就内容言，克胤的现代诗也好，旧体诗也好，相当一部分作品展现出了他“立足大地”的“公民意识”。
如现代诗《为建筑工人举办一场晚会》：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泥一身水一身 灰头灰脑/竟也能够得到这么多赞誉/更没意识到自己/是在为一座城市服务……他们总是置身高处/远远地就像一尊动感雕塑/收工了 他们又回到地面/回到更低的低处/那里有供他们栖息的/简易工棚或廉价的出租屋。
旧体诗《世风》写道：
茫茫何所顾，浊气四时熏。独醉名与利，鲜不昧良心。……唯己尊至上，目中无亲伦。敲骨当柴火，拔毛造寿衾。……胆敢灭天道，公开辱众神。浮生寄一世，罪孽自难陈……
对其中“敲骨当柴火，拔毛造寿衾”之语，有诗家评论，比起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语，更沉痛也更有视觉冲击力。并发问：“试问我们当下诗人，这样的诗歌句子几人写得出？即使你写得出，但你敢写吗？”
在《矿难》中，他的笔触更见锋芒：
轰隆一声响，日没晦无光。壮汉十七条，悉数罹祸殃。
活着不露脸，死了还要藏。些小州县吏，报喜不报丧。睁眼说瞎话，公然昧天良。八个只管瞒，九人算重伤。传媒亦配合，知情勿宣扬。闪电理后事，恶梦怕夜长。草民多自轻，毕竟好商量。有钱鬼推磨，讵能失周章。但保乌纱帽，何事令心慌。罪责庶可免，休管乱朝纲。
社会多元，怪象迭出。作为诗家，是做一只视而不见、但知歌咏的画眉，还是做一只催人警醒的啄木鸟？
克胤选择了后者。
五
已故诗歌评论家刘强先生称克胤是有着强烈悲悯情怀和平民意识的“布衫”诗人，这件“布衫”，是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情怀作为衬里的。
作为地方官员，又长期扎根在基层，克胤对各种问题的认知，较一般知识分子更真切，较一般官员又更深切。这些因素观照到他的诗歌，自然催生出磅礴之力。这也成就了克胤诗歌中的“异质、血肉、锋芒”。
克胤这种悲悯情怀、平民意识用之诗歌创作，本质上沿袭了以屈原精神为主导的中国诗歌传统，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强调的“人民立场”。但如果简单地以“人民立场”来囊括克胤的全部创作，既难免过于粗暴，也难以洞悉他精神的丰度。
克胤是男人，是儿子，是妻子的丈夫，是孩子的父亲。这多重角色折射到他的诗歌中，让人们得以管窥一个当代人的多彩精神世界。
比如诗集《遥远的星光》中有一组《恋歌》，其中《坚强面对生与死的别离》实在是极尽浪漫：
过完这个秋天/我的身体就要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现在 一张叶子坠地的声音/对我都是致命的打击/不要拉着我的手 爱人/更不要为我哭泣/一生的情爱有时竟是纸一样薄啊/你要坚强面对 生与死的别离。
《请用诗行死死缠住我》则有着浪漫中的些许哀怨：
你若不再爱我/请用我写给你的恋歌/死死缠住我/当我气数已尽/随便找人寻一块荒地/将我掩埋 并且/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曾经到过这个世界。
真是火辣辣、直通通的诗人心肠。
这般炽热的直白，我估计没几个女人抵挡得住。
当其中某个没抵挡住的女人成为他妻子后，克胤的情感转为绵长深厚的亲情。他曾写有五言诗《赠内》：
灯下长兴叹，谨防早白头。稚子玩心重，弗如请自由。世间书呆子，徒为书所囚。……生时还苦短，俯仰几春秋。烦恼莫预支，相悦何悠悠。
这首诗有如夫妻间的一次炉边谈话。温馨得很，却又作古正经得紧。
克胤四十三岁时，曾写有《示儿》一诗给他十五岁的女儿，告诉她：
红颜雪易消，白日梦难圆。迟暮惊回首，始觉膏火煎。荣利身外止，得之顺天然。万物固其性，折毁必招冤。万事因其理，违拗必还原。
后来，女儿长大，克胤又写有《勉儿》：
挺身猫似虎，俯首蚁如牛。甘苦能知味，输赢不解愁。雪山去尘虑，浊世见清流。
在一个人漫长的一生中，有多少人能得到父亲以诗歌的形式谆谆教诲？
只能说，克胤的女儿有福了。
看《曾国藩家书》是件有意思的事。曾国藩官至极臣，但家书所言极为琐碎，譬如，要儿子勤俭持家，要弟弟们好好读书，要子孙辈早起健身……
不是曾国藩喜欢婆婆妈妈，而是作为忠实的儒家教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已经深入其骨髓。也因此，有了曾国藩名闻天下的“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治家八字诀”，亦称“八宝饭”。
克胤的诗中，显然能够见到“八宝饭”的影子，尽管许多社会精英已经把它忘却。
六
除却身上的多重社会角色，克胤更主要的角色是人。一个既执着于道又超脱率性的人。
“夫率自然之性，游无迹之途者，放形骸于天地之间，寄精神于八方之表”。西晋玄学家郭象之语，于克胤应该心有戚戚。
克胤的诗，有不少是“放形骸于天地之间”的。无论树木花草抑或虫鱼鸟兽都一一纳入诗人的慧眼，在一如既往的平静冷峻里，隐现哲思的奇峰。
如《油菜花》：
阳春三月 不论阴晴/走进广阔的田野/随处可见它们单纯明丽的笑容/关于它们 我一点也不陌生/但介绍给孩子时/只简单明了说了三个字/孩子正在牙牙学语/暂时还看不出多高的语言天分/我用最标准的发音反复说着/油——菜——花——/希望孩子能听清/并且从此记住/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也有姓有名
又如《向蜜蜂学习》：
它们的外衣/是风 是阳光的薄片/它们的生活简单而愉快/你要好好学习它们的语言/试着与它们交谈……现在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它们忙碌了一天又一天/田野里 草原上 丛林中/它们的身影随处可见/出去走走吧 孩子/听听它们说些什么话/拜它们为师吧 孩子/你会感觉心情舒畅/你会看到另一个世界/你会拥有更蓝更明朗的天
而在旧体诗《三新集》中，克胤对大自然的诗情更为深沉，见景见人见思。
如《答僧》：
一路花无主，半山云有根。久睽清净地，终是陌生人。笑我不同类，为何远俗尘。但言天欲暮，不觉入林深。
这已不仅仅是对大自然的歌咏，更有对生命主体及终极价值的拷问：站在茫茫天地间，人要活成一个什么样子？
对此，克胤是自问自答。
在《三新集》中，这种自问自答还有很多，如《秋兴》（八首）、《白发》、《散人》、《县长》（组诗）……等等。从这些诗中看到的，是一个不拘一格追求人格自由与独立思想的生命主体。
他的确是“寄精神于八方之表”，“脚步到过了他能力够得着的想象与梦幻之地”，一些评论家的诸如“在场书写”、“悲悯情怀”、“家园追寻”之语，都无法穷尽克胤的写作。
于克胤而言，无事不可入诗。克胤是基于心灵激情或人类大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创作的。如果硬要给他贴上一个标签的话，窃以为，克胤写作可谓“当代士大夫”写作。
士大夫写作在古代是一件平常得很的事。历史上的诗词大家基本上都是士大夫，为官为人为文，三相交映。譬如苏轼、王安石、范仲淹等。他们是有着进则天下、退则田园情怀的一群人，其作品，自然是出世精神与入世事业有机结合的产物。
克胤身上，深深浸染了这种古典情怀。
七
海德格尔曾提出“在贫瘠的时代，诗人何为”这一命题，并倡导人要诗意地栖居。
在我看来，克胤“诗意栖居”的追求是自觉的，也是至情至性的。
克胤自言，他写诗习惯摹写世象、记录良心、抒发情感。
从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开启后，中国当代诗歌的进程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得很。朦胧诗后，有过“后朦胧诗”，“后朦胧诗”中又有过“第三代诗”，“第三代诗”流派还分有“非非主义”、“他们”和“莽汉主义”几个团体，真真叫人眼花缭乱。这些先锋诗派退潮后，又是声势浩大的“新乡土诗”运动。后来，一些诗人愤怒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在诗坛跑马圈地，提出“第三条道路写作”，提出“好诗主义”。
这些，克胤好像都没沾边，也不见他对这些诗坛纷扰有过什么议论。
后来的旧体诗创作亦如此。克胤自言在旧体诗上的做派，是“只写自家心，不跟风，不依傍，反标签”。
除此之外，克胤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说些诸如为历史写作之类的庄重话，或扮出为诗意写作的乞怜相，更无装大师写作的赖皮脸。
他只是他，一个地道农家子弟，读了一些书，见了一些事，有了一些想法，就以诗这种文体写出来，给他至亲至爱的人还有朋友们看看。如此而已。
但这并不意味克胤没有写作的雄心。相反，于他的旧体诗写作中，我们能窥探到他建构的雄心。
201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三新集》自序中，克胤明确提出追求“三新”：“一曰新韵。所押之韵尽依现代汉语拼音。句中平仄或有违拗，以不害意为上。二曰新语。多采现代汉语，摄新体诗营养，力戒生僻晦涩，自作古奥，但求从容晓畅，平白易懂。几不用典，偶有所见，亦为世人熟知。三曰新事。取材近前，着眼世象纷繁之现代社会，探索新天地，发现新事物，展示新趣味，诠释新理念。”
这一来，克胤的旧体诗就有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当下
“时尚”的气象、风貌和质地。
众所周知，自宋以后，旧体诗的种种可能性基本上开发殆尽，以至于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失去革新原动力，作为现代的对立面成了革命的对象。旧体诗写作今天虽然火热，也不讳言其中有优秀作品，但应用式文体还是居多，譬如“老干体”和“新古董”。要在当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并放出异彩，还言之过早。取而代之的自由体新诗发展并不理想，远未成熟。作为一种舶来品，它一直连着西方诗体脐带，并未完全被本土容纳。
窃以为，若从发展前景而言，自由体新诗可能还没有旧体诗革新来得美妙。从这个意义上讲，克胤正在做一件可能连他自己尚未意识到的大事。他做的这件事，也是符合旧体诗发展历史规律和艺术规律的。
克胤曾坦言：“放眼宇内，自知者几希？我常自问，感慨不已。特别于白纸黑字一类，自娱尚可，愚人无礼，自欺亦罢，欺人不义。弄墨至今，我心存敬畏不减当年，依然一分情思，十分用力，反复推敲，直至满意。”克胤的工作，于中国文学大厦的建构，也许还不是顶梁柱，而是一砖一瓦，甚或一块铺路石，但在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已属殊为不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