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钟振振教授答疑信箱（195）：元·王士元《过司马温公故居》诗（续六）

过司马温公故居

[元]王士元

力扶洙泗绝荆舒，卧久周南返故庐。

向使诸公歌不哭，调停人似汉唐初。

网友雁南飞问：钟先生好！求教先生，王士元这首诗该如何理解？ 
（接上期）

钟振振答：

苏轼是“旧党”的骨干，他的政治立场，当然是站在司马光一边的。因此，他在《司马温公行状》中对司马光的褒扬，可谓不遗馀力。但苏轼不是一个说谎话的人，他对历史事实容或有所取舍，而其真实性却毋庸置疑。《行状》中的不少内容，甚至文字，都为稍后的历史学家所采用。

如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七《哲宗》曰：“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宰相）司马光卒。光为政逾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徇社稷（为国家而舍身），躬亲庶务（大小事务亲力亲为），不舍昼夜（不分白天黑夜）。宾客见其体羸（身体病弱），曰：‘诸葛孔明二十罚以上皆亲之（诸葛亮凡二十军棍以上的处罚都亲自办理），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越发尽力）。病革，谆谆不复自觉，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病重，还反复告诫他人，像在说梦话，连自己也意识不到，但所念叨的都是国家的事务。）既没（死后），其家得遗奏八纸上之（家人发现他留下了八页纸的奏章，于是呈上朝廷），皆手札，论当世要务（遗奏都是亲笔，所论为当世的重要事务）。太皇太后闻，哭之恸。上（哲宗）亦感涕不已。明堂礼毕，皆临奠致哀，辍视朝。（明堂大享典礼结束后，高太后和哲宗都亲自到司马光家去祭奠，表示哀悼，并暂时停止临朝听政，以寄托哀思。）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赠给一品官的礼服），谥曰文正，赠银三千两、绢四千匹，赐龙脑（即冰片，一种高级香料）、水银以敛（随死者尸体入棺材装殓）。命户部侍郎（户部的副长官）赵瞻、内侍省押班（高级宦官，内侍省的副长官）冯宗道护其丧（护送司马光的灵柩），归葬夏县（回司马光的故乡夏县安葬）。官其亲族十人。篆表其墓道（皇帝亲笔篆书为司马光的墓道题写横额）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辽人、夏人遣使入朝（契丹族辽国、党项族西夏国派使者到宋朝来），与吾使至彼地（宋朝的使者到辽国和西夏国去）者，彼必问光起居（辽国、西夏国的国主必捎话问司马光安好）。而辽人勅其边吏（辽国国主下令给邻近宋朝边境的官员）曰：‘中国相司马矣，切无生事开边隙。’（宋朝用司马光做宰相了，千万不要惹事，闹出边境的军事纠纷。）及卒，京师之民皆罢市往吊（司马光死时，京城百姓都停止做买卖，去吊唁他），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来会者盖数万人，哭之如哭其私亲。（司马光下葬时，全国各地来送葬的有好几万人，哭司马光像哭自己的亲人。）”

通过以上的详细解说，王士元这首诗的文义，大致已经梳理清楚了。意犹未尽，还有几点申论。

其一，关于王安石变法，宋元时期的史书，基本上都持否定的观点，认为它离经叛道，祸国殃民。明清时期的情况，也差不太多。因此，王士元这首诗，只是沿袭了宋以来士大夫阶级的立场、观点和议论，并没有什么新意。

其二，现今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则肯定王安石变法旨在富国强兵，有积极意义与历史作用。对其“新法”致命的缺陷以及失败的原因，也有较中肯的分析。持此以观王士元的这首诗，其立场、观点和议论是否正确、公允，还要打个问号。

其三，这是一首咏史诗。从艺术技法的层面来探讨，可以说它遵循了此类题材诗歌的写作规范，写得中规中矩。但它最大的不足，是没什么创新与过人之处。因此，它只是“存量”，而非“增量”。

最后，考证一下王士元其人的生平经历。

明·李贤《明一统志》卷二〇《平阳府·人物·元》载：“王士元，平阳（今山西临汾）人。举进士。历官风宪（监察部门）。迁国子司业（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副长官），以崇文少监（崇文监的副长官。该监主管用蒙古语翻译儒家典籍，及儒家典籍校雠等事宜）致仕。士元持身亷正，文行政事，皆可师法。所著有《拙庵集》。”

（未完待续）